就在东京方面紧锣密鼓地调兵遣将之时，千里之外的北平，协和医院。
手术室的门被推开，一股浓重的血腥与消毒水混合的气味扑面而来。
苏文婧摘下脸上那枚被汗水浸透、紧紧贴附了十个小时的口罩，深深吸了一口气。肺部传来熟悉的刺痛感，仿佛每一颗肺泡都在抗议这漫长的缺氧。
她扯下沾满暗红色血迹的橡胶手套，随手扔进污物桶，发出沉闷的一声轻响。
那双刚刚在人体最精密的腹腔内游走、缝合、剥离了整整十个小时的手，此刻正微微颤抖着。不是因为恐惧，而是纯粹的、肌肉脱力前的痉挛。
走廊的灯光惨白，映照着她同样苍白的面容。疲惫如同潮水，一波波冲击着她的神经，但那双清亮到近乎冷漠的眼眸里，却没有任何情绪。
成功了。
一台极其复杂的胰十二指肠切除术，病人活下来了。
对于被誉为“协和第一刀”的她而言，这本该是又一枚挂在职业生涯上的勋章。
然而，她心中没有半分波澜。
回到办公室，她没有开灯，任由自己陷进冰冷的皮质座椅里，身体的每一个关节都在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
月光透过百叶窗的缝隙，在红木办公桌上投下几道斑驳的光痕。
光痕中央，静静地躺着两份文件。
一份，是薄薄的几页电报纸，通过家族的特殊渠道，从天津辗转送来。纸张的边缘已经有些卷曲，上面是触目惊心的铅字。
《关于“沈城大捷”内部伤亡情况通报》。
另一份，是散发着油墨清香的《大公报》。
她没有去看那份报纸，只是伸出修长的手指，轻轻摩挲着那份内部通报。
指尖传来的，是冰冷的、死亡的触感。
报纸上，是举国欢腾的庆贺，是“旷古大捷”的赞歌。
而这份通报上，只有一串串冰冷到不带任何感情的数字。
阵亡：三千二百四十七人。
重伤：四千一百零九人。
她的目光，死死地钉在了报告的末尾，那段由情报人员额外加上的附注上。
“据我方潜伏人员观察，沈城方面虽取得胜利，但后勤医疗条件极其恶劣。前线野战医院形同虚设，外科医生缺口巨大，磺胺类消炎药品近乎枯竭。”
“大量重伤员因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手术，伤口感染率超过七成，最终在痛苦中死亡。据保守估计，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本可被现代外科医学挽救。”
三分之一。
一个轻飘飘的词，背后却是超过一千条本不该逝去的、鲜活的生命。
苏文婧的呼吸骤然一窒。
胸口仿佛被一块巨石死死压住，连那台十小时的手术都未曾带给她的窒息感，此刻却汹涌而来。
她出身医学世家，祖父是前清的御医，父亲是协和的奠基人之一。从小，她被灌输的信条便是“医者不问政治”。
在苏家看来，纷争、党派、战争，都是凡尘俗世的喧嚣。医生的世界里，只有手术刀、柳叶针，和病床上等待救治的生命。
她也一直以此为傲。她的手术刀，救过政府高官，也救过拉黄包车的车夫。在她眼中，他们没有区别。
可现在，这个她坚守了二十多年的信条，第一次出现了裂痕。
她的手指，缓缓移向了那份《大公报》。
头版头条，是林尘在战后发表的公开宣言。大部分都是慷慨激昂的陈词，她一眼扫过，并未停留。
直到一行黑体字，狠狠撞进了她的眼帘。
“每一个为国流血的士兵，都是民族的英雄，都应当受到最好的救治。”
应当受到最好的救治。
这句朴实无华，甚至可以说得上是理所当然的话，在这一刻，却拥有了千钧之力。
它像一柄无形的重锤，越过千里之遥，穿透了协和医院厚重的砖墙，击碎了她用“不问政治”构筑起的、那个纯白而无菌的象牙塔。
她想起了通报上那个冰冷的数字。
想起了那些在泥泞的战壕里，因为一个本可以用磺胺粉轻易控制的感染，而绝望死去的年轻士兵。
他们流尽了血，却没能等来救治。
救死扶伤，是她的天职。
在民族大义面前，在无数同胞的哀嚎面前，何来政治与非政治之分？
那一刻，苏文婧缓缓闭上了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