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3月5日，北京东城区的一座老四合院里，天刚蒙蒙亮。
冷风从门缝钻入，吹得窗纸哗啦作响。李承恩睁开眼，盯着屋顶那块发黑的水渍看了许久，才缓缓坐起身。他没有立刻下床，而是伸手摸向床板边缘——指尖一抠，木板松动，他熟练地掀开一角，从夹层中抽出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纸。
是医院的诊断书，上面写着：“肝功能严重异常，建议长期休养”。
他小心翼翼地将纸折好，塞进贴身衣兜，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指甲修剪得干净利落，工装裤虽洗得发白，袖口也磨出了毛边，但每一道补丁都缝得齐整妥帖。他用拇指轻轻摩挲着食指第二节那块厚厚的茧——那是握锄头留下的痕迹，也是他在劳改农场熬过数年的印记。
那时，他被堂弟李建军陷害，伪造证据说他精神失常，硬生生送进了疯人院。后来又被转去农场劳动，肝病日益加重，却无人问津。临死前最后一刻，他听见广播里播报：李建军顶了他的正式工名额，进了厂当电工。
可如今，他回来了。
正好是这一天。
外面传来脚步声，沉重而急促，仿佛故意要让人听见。紧接着，“砰”的一声，门被狠狠踹了一下。
“李承恩！开门！”是李建军的声音。
李承恩不慌不忙地穿鞋，动作缓慢从容，像还没睡醒似的。他拉开门闩，门刚开一条缝，便被外面一脚踹开。
李建军站在门口，穿着崭新的蓝卡其布外套，脚踩锃亮的黑皮鞋，身后还跟着两个闲汉，一个叼着烟，另一个抱着胳膊冷笑。
“哟，还在睡？”李建军扫了一眼屋内，“这破屋子你也住得下去？漏风又漏水，跟棺材似的。”
李承恩往后退了半步，扶着墙，脸色有些发青：“建军哥……这么早？”
“早？”李建军嗤笑，“我都跑完两圈采购回来了！你倒好，躺尸呢？今天厂里定正式工名单，你不赶紧去报到？”
“我……”李承恩声音低了下来，手不自觉地按了按胸口，“身子不太舒服。”
“不舒服？”李建军往前逼近一步，“不舒服也得去！名额就一个，你要不去，我可就不客气了。”
屋里光线昏暗，李承恩低着头站了一会儿，忽然咳嗽两声，抬手擦了擦嘴角，再摊开手掌时，掌心有些湿润。
李建军皱眉：“你吐血了？”
“不是。”李承恩摇头，从兜里掏出那张诊断书，双手微微颤抖地递过去，“医生说……肝坏了，活不了几个月了。这工作……你要，拿去吧。”
李建军愣了一下，接过诊断书粗略扫了一眼：“真的？”
“还能造假？”李承恩声音虚弱，“上个月查出来的，一直瞒着……怕影响厂里考核。”
院子里陆续有人起床，听见动静纷纷探出头来。对门张婶端着搪瓷盆出来打水，一看这阵仗就皱眉：“哎哟，这是闹哪出？建军你怎么一大早就闯人家屋？”
“我哥要把工作让给我！”李建军扬了扬手里的诊断书，“他自己都说快不行了，还占着编制？这不是耽误国家建设吗？”
“你哥病成这样你还逼他？”张婶语气立马变了，“你爹知道你这么干吗？承恩从小老实巴交，你这么欺负他，不怕街坊戳脊梁骨？”
隔壁刘老头趿拉着鞋出来，眯着眼看了看诊断书：“肝功能异常？哪家医院开的？”
“人民医院。”李承恩低声答。
“章盖得倒是真。”刘老头嘀咕一句，“要是真病了，这工作确实不能硬撑。建军啊，你也太急了些。”
“我不是急！”李建军脸上挂不住，“我是替他着急！他要真干不了，早点退下来也好安排，省得到时候临时抓瞎！”
“说得轻巧。”张婶冷笑，“你大伯在厂里当会计，你堂哥病了，你不帮忙想办法，反倒上门抢饭碗？要我说啊，这家人真是越来越不像样了。”
西屋王家媳妇也探出身：“可不是嘛，前两天我还瞧见承恩蹲门口咳得直不起腰，脸黄得像秋后的南瓜，谁劝他去医院他都说没事……结果呢？人家默默扛着病，你们倒好，赶着来摘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