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刚亮，李承恩就醒了。
他坐起身，穿好衣服。工装裤挂在床头，洗得发白，袖口已经磨出了毛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指甲干净，指节处布满厚茧，那是多年劳作留下的痕迹。
他知道昨晚那个布包是谁送来的，也清楚里面装着什么。但他没有打开，也没去找李建军。该来的终究会来，他等了这么久，不差这一天。
出门时，他带上了那个旧帆布包。里面放着几样东西：一本账册的复印件、一盘录音带、几张照片。全都用油纸仔细包好，防脏，也防潮。
公交站不远。清晨路上行人稀少，只有几个骑车的工人匆匆赶去上班。他站在站牌下，望着远处灰蒙蒙的天空。公交车来了，停稳开门，他上车，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
法院在城西，三站就到。下车后，他径直走向审判庭。门口已聚集了不少人，有来看热闹的，也有拿着笔记本记录的记者。他没说话，走到公诉人面前，从包里取出那盘录音带递过去。
“这是最后一段。”他说，“王德发和周大龙分钱时的对话。”
公诉人接过录音带，检查了封条，点头收下。
五分钟后，法官入场。旁听人员陆续落座。李承恩被安排在证人等候区，位置靠前，能清晰看见被告席。
第一个进来的是李国栋。他穿着灰色夹克，头发凌乱，低着头走路。经过李承恩身边时，脚步顿了一下，却没有抬头。
接着是周大龙。他戴着手铐，身穿深蓝色外套，帽檐压得很低，遮住了眉毛。进门时看了李承恩一眼，嘴角微微抽动，像是想笑，又终究没笑出来。
最后进来的是个穿呢子大衣的男人，四十多岁，脸色发青。没人介绍他的身份，但李承恩知道——他是电机厂背后的真正主事者，王德发。
法槌敲响，庭审开始。
公诉人宣读起诉书，指控三人贪污公款、伪造账目、威胁他人，犯下多项罪行。一项项罪名念下来，旁听席上响起低声议论。
轮到李承恩作证时，他走上证人席，站得笔直。法官询问他的姓名、年龄和职业，他一一回答，声音不大，却清晰有力。
“你和李国栋是什么关系？”
“他是我大伯。”
“你会不会因为亲属关系而作伪证？”
“不会。”他说，“我靠修电器为生。他们做的事，不只是害了我一个人，是偷国家的钱，砸了无数人的饭碗。”
法官点头，请他如实陈述。
他便从头讲起——讲自己如何丢了工作，讲李建军带人砸了他的摊子，讲李国栋拿着假病历想把他送进精神病院。每说一件事，就拿出一份证据。
账本复印件交给书记员，照片一张张展示。有一张拍的是仓库角落，成堆的铜线盖着厂里的帆布；另一张是街边监控截图，周大龙将一个信封塞进李国栋手中，时间显示为去年十月十五日晚七点四十二分。
最关键的，是那段录音。
播放时，整个法庭鸦雀无声。
先是杂音，随后传出周大龙的声音：“这五百块够你花一阵子了。”
紧接着是王德发的声音：“少废话，事办妥就行。”
录音只有三分钟。听完后，周大龙脸色骤变，看了一眼李承恩，又迅速低下头。
辩护律师站起来，称这些录音系非法获取，不应采信。
李承恩看着他，语气平静：“我是工人，没有办公室，没有公章。如果我不录、不拍，谁会听我说话？账本是公家的，不是我家的东西。你们说我违法，可最先动手的，是他们。”
旁听席上传来一声低语：“说得对。”
法官轻敲法槌，示意安静。
进入质证环节。
公诉人出示真正的账本原件，封面沾着油渍，页码完整。鉴定确认正是电机厂丢失的那一本。其中一页写着李国栋签收三千二百公斤铜线，去向不明。
另一份文件显示，周大龙多次以“维修费”名义领取款项，最高一笔达八百元，远超规定标准。
铁证如山，李国栋终于撑不住了。
他双手颤抖，突然哭了出来：“我……我是一时糊涂。儿子要结婚，家里拿不出钱……他们说只要签字就行，不会出事……”
法官问：“谁说的？”
他看向穿呢子大衣的男人，嘴唇动了动，终究没说出名字。
周大龙一直沉默，直到法官问他是否认罪，他才抬起头，声音沙哑：“我认。”
那个穿呢子大衣的男人最后开口，辩称自己只是审批签字，并不知钱款去向。可当他看到账本上那道熟悉的红笔标记时，整个人僵住了。
那是他独有的习惯性记号。
他不再争辩。
法庭休庭二十分钟，合议判决。
重新开庭后宣布结果：
李国栋犯贪污罪、伪造公文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