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流程，必须。”赵铁柱说，“否则无法出具正式报告。”
李国栋搓了搓手：“那……有没有别的办法？比如，先观察一阵？或者，您这边先不出报告，等他好转了再说？”
赵铁柱合上本子，淡淡地说：“规定如此。我们只是执行者。”
李国栋从布包里掏出一包白糖，撕开一角，塞了一颗进嘴里。他嚼了几下，低声说：“医生，您辛苦了。这点心意，请您收下。”说着，递出一个厚信封。
赵铁柱没接。
“您放心。”李国栋压低声音，“只要您高抬贵手，不写那‘有问题’三个字，这事儿就算过去了。我们家属也好交代。”
赵铁柱沉默了几秒，伸手接过信封，塞进白大褂口袋。
“我可以暂时不提交报告。”他说，“但只能维持两周。两周内，若患者行为未改善，系统将自动触发复查。”
“好好好！”李国栋连连点头，“两周够了！太够了！”
他转身要走，又回头：“医生，您贵姓？”
“姓陈。”赵铁柱说。
“陈医生，改天请您吃饭。”
“不必。”赵铁柱低头翻开本子，“我还得去下一家。”
李国栋笑着走了。门关上，脚步声远去。
隔间里，李承恩慢慢走出来。他手里拿着录音机，按下停止键。磁带转轴停了下来。
成了。
他把录音机收进包里，走出诊所。
外面阳光刺眼。他眯了眯眼，看见李国栋正站在巷口，仰头喝了口水，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糖，扔进嘴里。他嘴角微微翘着，像是放下了一块大石头。
李承恩站在阴影里，没动。
他知道，李国栋现在觉得自己赢了。
可他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录进了磁带。
下午三点，李承恩和赵铁柱在修车摊后头碰头。
“哥，现在就去举报！”赵铁柱一见面就说，“派出所肯定管！”
“不行。”李承恩摇头，“现在去，他们第一反应是查你身份。你一个退伍兵，哪来的介绍信？哪来的白大褂？你连医院编号都说不出来。他们会说你是冒充的，说我们设局敲诈。”
“可录音是真的！”
“真不真，得有人信才行。”李承恩说，“李国栋在厂里干了二十年，认识的人多。他要是咬死说我们陷害他，街道办的人八成就会压下来，说‘内部调解’。到时候，我们反而被动。”
赵铁柱急了：“那你还让他活着？”
“他当然得付出代价。”李承恩声音低下去，“但得等到他再动一次手，或者拉别人下水。那时候，证据链才完整。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揭发，是等。”
“等什么？”
“等他得意忘形。”李承恩说，“这种人，一顺风就飘。他今天以为事成了，明天就会找人吹嘘，后天可能就想给儿子铺路。只要他再伸一次手，我们就有了连环证据。”
赵铁柱不说话了。
“你信我。”李承恩看着他，“我不急。这一仗，我等了太久。”
赵铁柱叹了口气：“行，你说咋办就咋办。”
李承恩从包里拿出录音带，用油纸包好，再塞进一个小铁盒里。他把盒子递给赵铁柱。
“你先拿着。今晚找个时间，埋到老槐树根底下。别让人看见。”
赵铁柱接过盒子，沉甸甸的。“那……我走了。”
“去吧。”
赵铁柱走了。李承恩坐在小马扎上，看着他背影消失在巷子拐角。
他抬头看了眼天。云淡风轻，槐花香味飘过来。他想起昨晚她说“以后的日子，咱们一起过”，想起她眼角的泪，想起她攥着他衣料的手。
他知道，他不能倒。
他不仅要活，还得赢。
傍晚六点，店铺关门。
李承恩把最后一笔账记完，合上本子。他洗手，擦干，换下工装裤，穿上一件干净的蓝布衫。他走出门，沿着小巷往家走。
路上，他看见王婶提着菜篮子回来。
“哟，李师傅，今天生意好啊？”王婶笑着说。
“还行。”他点头。
“听说你大伯最近常去医院？是不是身体不好？”她问。
李承恩看着她。
“没听说。”他说。
“哦……”王婶眼神闪了闪，“我就是随口一问。”
李承恩没接话，绕过她走了。
他知道，王婶已经开始传话了。
这正是李国栋想要的——先造舆论，再出“鉴定书”，最后顺理成章送人进院。一套流程，滴水不漏。
可惜，他不知道，每一步，都在别人的录音里。
晚上八点，李承恩坐在灯下，手里拿着一把小锉刀，正在修一个坏掉的电铃开关。他动作很慢，一下一下，锉着铜片边缘。
门外传来脚步声。
他停下，抬头。
门推开，赵铁柱探进头来。
“埋好了。”他说。
李承恩点了下头。
“哥，我走了。”
“嗯。”
门关上。
李承恩继续锉开关。铜屑落在桌上，像细小的金粉。他想起赵铁柱刚才的眼神——有信任，也有不解。他知道兄弟在想什么：为什么不下手？为什么不立刻报仇？
因为他不再是那个任人宰割的李承恩了。
他要的不是一时痛快，而是彻底翻盘。
他要把李国栋的每一步，都变成钉在他棺材上的钉子。
他停下锉刀，拿起开关，轻轻一按。
叮——
清脆的铃声在屋里响起。
他笑了笑，把开关放回工具盒。
窗外，月光照在四合院的瓦片上，一片银白。老槐树的影子投在地上，枝叶轻轻晃动。
他知道，风还没起。
但他已经准备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