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清晨，他起床开门，发现通缉令被人用石块划了一道，从王德发的眼睛斜划至嘴角，像是被刀割过。
他没理会，拿扫帚扫一扫地面，照常开店。
九点刚过，邮局送来一封信，信封上没有署名，只有地址。
他拆开，里面是一张照片——王德发站在一家小饭馆门口，身穿灰色夹克，低头走路，背后是“保定”两个字的招牌。
照片背面写着一行铅笔字：“他还活着，在跑。”
他把照片放进抽屉，压在那本维修手册下面。
然后坐回椅子上，打开收音机。
评书正讲到高潮：“包公怒拍惊堂木，喝令衙役速捉拿——恶人终有报，天理不容欺！”
他笑了笑，关掉收音机。
外面，阳光正好。
收音机还在响，播的是评书《包公案》的后半段。周大龙坐在屋角的小木凳上，左手捏着一颗水果糖，右手搭在膝盖上，手指微微发抖。屋里没开灯，只有窗外透进来的灰白光，落在他脸上，一半亮，一半暗。他盯着墙角那台旧红灯牌收音机，耳朵竖着，一字不落地听着。
“……王德发，男，四十七岁，身高约一米七五，体型偏胖，河北口音，最后一次出现于丰台区南苑一带。如有线索，请立即向当地派出所报告。”
播报结束，音乐响起，接着是百货商店的广告，说新到了暖水瓶和搪瓷盆。周大龙忽然伸手，“啪”地关掉开关。屋里顿时安静下来。
脚边矮桌上放着茶杯，他刚才喝过一口，水还温着。手一抖，胳膊肘碰翻了杯子，水洒了一地，茶叶贴在水泥地上，像几片烂叶子。他低头看了一眼，没动，也没去擦。
喉咙滚动了一下，他咽下那颗还没剥开的糖。糖纸在手里窸窣作响，攥紧又松开，再攥紧。嘴里干得厉害，仿佛好几天没喝水。
王德发跑了。
通缉令发了。
广播念了他的名字。
证据确凿。
这些事在他脑子里反复盘旋，太阳穴突突直跳。他知道，下一个就该轮到自己了。
他早料到这事会出问题。前两天王德发那边刚出事，他就让手下撤了旅社的联络人，连民安旅社后门那条巷子都不许再去。他还换了住处，从居委会安排的宿舍搬到这间城南的老平房。房东是个聋老太太，一个月八块钱，不问来历，也不管进出时间。
他以为能躲一阵。
他以为只要王德发不出事，他就安全。
他以为李承恩只是个修家电的，掀不起风浪。
可现在，王德发不仅出事了，还被录了音。录音里清清楚楚说了他的名字——“姓周的，居委会的，叫周大龙”。
那声音是从广播里放出来的，是公安正式发布的通缉内容。不是谣言，不是小道消息，是真的。
他坐在那儿，一动不动，脑子乱成一团。他想起那天在旅社后院，自己站在墙根下，往嘴里塞糖。他说：“压压心虚。”然后对王德发的人说：“每天去问三次，问题要一样，别露馅。”他还教他们怎么装顾客，怎么挑刺，怎么让李承恩的店做不成生意。
他以为没人知道。
他以为顶多就是个纠纷。
他以为就算查，也查不到他头上。
可现在，人家有录音。
人家把话都录下来了。
人家直接报了名字。
他猛地站起来，腿撞到凳子，发出一声闷响。他走到床边，弯腰拉开床底的帆布包，拉链有点卡，他用力一拽，打开了。里面叠着几件衣服，还有一个牛皮纸包，打开一看，是两叠现金，一共八百块。这是他这些年攒下的私房钱，没跟任何人说过。
他开始往包里塞衣服。衬衫、裤子、袜子，随手抓来，皱巴巴地塞进去。又从枕头底下摸出那把折叠刀，塞进外衣内袋。刀是他一直带着的，不是为了杀人，是为了防身。他不怕打架，但他怕被人堵。
窗外传来自行车铃声，由远及近，又渐渐远去。他猛地抬头，看向窗户。窗帘拉着，只留一条缝。他走过去，用手指轻轻拨开一点，往外看。巷子里空荡荡的，只有一个老头推着平板车走过，车上堆着废纸箱。
他松了口气，退回屋里，心跳却仍急促。
不能留。
不能再待一天。
现在就得走。
他坐回床沿，喘了口气，手伸进口袋摸烟。烟盒空了，他捏着空盒子揉成一团，扔在地上。他又想起什么，起身走到桌边，拿起那个小药瓶，倒出两粒安定，干吞了下去。药片卡在喉咙里，他咳了一声，喝了口冷茶顺下去。
药效不会马上起作用，但他需要一点镇定。他得想清楚去哪儿。北边不能去，火车站肯定有盘查；西边是工业区，熟人多；南边倒是可以，保定、石家庄都有他以前倒货时认识的人，能借住几天。等风头过了，再想办法弄张假身份证，往南走，去河南或者湖北，先躲两年。
他正想着，门外传来两声轻敲。
“周哥？是我。”是手下的声音，压得很低。
周大龙没应声。他盯着门，手慢慢摸向口袋里的刀。
“周哥，开门，是我，小刘。”声音又来了，带点急，“外面不安全，我得跟你说话。”
周大龙这才起身，走到门边，耳朵贴上去听了听，确认只有一个人的脚步声。他拧开锁，拉开一条缝，小刘闪身进来，顺手关门反锁。
小刘三十出头，穿件旧夹克，脸上有道疤，是早年打架留下的。他是周大龙最信得过的手下，做事稳，嘴严，平时负责跑腿、盯梢、收保护费。这几天，他也一直在帮周大龙打探消息。
“怎么样？”周大龙问，声音有点哑。
小刘摇头：“不好。通缉令贴满了街，派出所加了岗，路口都有民兵查身份证。王德发家已经被搜了，他老婆带着孩子回了老家，房子封了。”
周大龙咬着牙，没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