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累。”他说。
“那你刚才在台上，手一直按着桌子，是不是有点紧张？”
他摇头。“不是紧张。是怕站久了，话讲不利索。”
她笑了，这次是真的笑了。眼角弯起，左耳那颗痣又跳了跳。
“你知道吗？”她说，“刚才你讲‘有人肯借我屋檐’那句，好几个老太太都哭了。”
“我知道。”他说，“我看见了。”
“你故意说的？”
“不是。”他说，“我是真的记得。”
她没再问。风吹过来，带着饭菜味。谁家炖肉，香料放得多，闻着有点冲鼻。巷口传来自行车铃声，叮铃铃地由远及近，又由远而返。
“咱们也回去吧。”她说。
“再站会儿。”他说。
她便也没动。两人并肩站着，影子叠在一起，分不清彼此。院门口的灯泡忽然亮了，昏黄的光照在青砖地上，映出他们脚边的轮廓。那灯是前几天新换的，电压还不稳，闪了一下，又稳住。
“你说的那些事，”她轻声说，“修路、安路灯、给孩子腾块空地玩……真打算做？”
“真打算。”他说，“一件件来。”
“需要人手叫我。”
“嗯。”
“需要钱也叫我。”
“嗯。”
“别什么事都自己憋着。”
“我知道。”他说，“我不是一个人。”
她看着他侧脸。灯光照在他脸上，显出清晰的轮廓。眉骨略高，鼻梁直，嘴唇紧抿，神情平静。这不是那个任人欺负的家电维修工了，也不是那个躲在暗处录音取证的复仇者。他是李承恩，是今天站在台上说话的人。
“你变了。”她说。
“变了吗？”他问。
“变了。”她说，“但也没全变。”
他没答。风吹动他袖口的毛边，发出细微的摩擦声。他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然后重新插进裤兜。那卷录音带还在，静静躺着。他没拿出来，也不需要拿出来。有些东西，已经不需要靠证据支撑了。
院子里的人差不多都回了屋。窗户陆续亮起灯光，有家庭在吃饭，碗筷碰撞的声音隐约传来。一个女人喊孩子回家洗手，声音拖得老长。井台边只剩下他们两个。
“走吧。”她说。
他点点头，迈步往前。脚步沉稳，落地有力。她跟上，保持半步距离，却又与他肩线平行。两人走过长桌，绕过水井，穿过院子中央那片被踩实的土地。地上还留着李建军跪过的痕迹，一小片泥土被压得发硬，边上沾着信纸的一角，已经被风吹得发白。
他们谁也没看那张纸。
走到院门口时，他忽然停下。她也跟着停。
“明天我去厂里问问，有没有闲置的水泥。”他说，“先填东头那段坑。”
“我陪你去。”她说。
“不用。”他说，“你忙你的。”
“我说了算。”她说。
他看了她一眼。她迎着他目光，眼神清亮，没躲，也没笑。他就点了点头。
两人继续往前走。门外街道上行人稀少，一辆平板车吱呀吱呀地推过去，车上堆着废纸箱。路灯一盏接一盏亮起，照出他们并行的身影。走到岔路口，她该往左，他该往右。
但她没动。
他也没动。
“明早八点，厂门口见。”她说。
“嗯。”他说。
风再次吹来，掀起她军装的一角。她抬手按了下衣摆，另一只手自然垂在身侧。他站在她对面，工装裤口袋里的手指轻轻碰了下录音带，然后松开。
他转身，朝右走去。
她站在原地，看着他背影。磨出毛边的裤脚，挺直的后背，一步一步走得踏实。直到他拐进巷子，身影消失。
她才慢慢转身，朝自己住的方向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