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车最终在长春（此时已被日本人改名为“新京”）站台缓缓停下。站台上举行了所谓的“隆重”欢迎仪式，军乐队奏着走了调的“满洲国”国歌，一群被组织来的民众挥舞着纸旗，表情麻木。穿着崭新但怎么看都有些不伦不类“满洲国”军服的仪仗队持枪敬礼。
溥仪在土肥原贤二和一群日本军官、满洲国官员的簇拥下走下列车。寒风凛冽，吹得他脸颊生疼。他穿着特意准备的深色大衣，面无表情地扫视着眼前的一切——整齐划一却缺乏活力的仪式，那些隐藏在欢迎人群后面、眼神警惕的便衣特务，还有远处低矮破败的民居。这一切都与他记忆中现代长春的繁华景象形成残酷对比，让他感到一阵刺骨的冰凉。
所谓的“皇宫”，其实是前吉黑榷运局的办公楼改建而成，规模甚至比不上天津他住过的一些小洋楼，更遑论紫禁城的万一。高墙耸立，戒备森严，与其说是皇宫，不如说是一座华丽的监狱。
他被引到自己的“寝宫”——一间布置得还算舒适，但处处透着临时拼凑感的西式房间。婉容、文绣等人也被分别安排了住处，虽然条件不差，但明显能感觉到她们的行动受到了更严密的“关照”。
几乎就在他安顿下来的同时，关东军派来的“帝室御用挂”（相当于宫内顾问，实为最高监视者）吉冈安直，就如同一个幽灵般出现了。这是一个身材矮壮、眼神阴鸷的日本陆军中佐，他脸上总是挂着一种皮笑肉不笑的表情。
“陛下，”吉冈安直用带着浓重口音的中文说道，语气看似恭敬，实则充满了不容置疑的掌控感，“为了陛下的安全和‘满洲国’的繁荣稳定，从今日起，将由我负责陛下的日常起居、接见安排以及……与关东军司令部的联络。陛下有任何需求，都可以通过我向关东军转达。”
溥仪心里明镜似的，这就是来监视和控制他的一举一动的。他压下心中的厌恶，脸上努力维持着平静，甚至挤出一丝僵硬的“感激”：“有劳吉冈先生了。”
接下来的日子，溥仪彻底体会到了什么是“傀儡”的滋味。
他的日程被严格安排：几点起床，几点用膳，几点“办公”（主要是阅览那些早已由日本人拟定好、只需要他签个字或用玺的无关痛痒的文件），几点接受“臣僚”（同样是日本人挑选的遗老或汉奸）的觐见，甚至几点散步，都在吉冈安直的“建议”（实为命令）下进行。
他接触到的所有信息，无论是报纸、文件，还是来自外界的报告，都经过严格的筛选和审查。他就像被蒙住了眼睛和耳朵，困在这座冰冷的“皇宫”里。
婉容因为环境的巨变和压抑的气氛，精神状态更加不稳定，时常独自垂泪。文绣则更加沉默，但她利用有限的活动空间，仔细观察着宫内的人员结构和守卫换班规律。溥安则被限制在宫内，几乎无法与外界联系，他那个初具规模的情报网似乎一下子被斩断了。
一次，溥仪试图召见一位从前在天津有过接触、在他看来比较正直的旧臣，想了解一下外面的真实情况。吉冈安直立刻出面阻拦，理由是“此人背景复杂，恐对陛下安全不利”，最终换成了另一个唯日本人马首是瞻的遗老前来。
还有一次，溥仪在签署一份关于矿产开发的文件时，多问了几句细节，吉冈安直立刻不耐烦地打断：“陛下，这些具体事务，有关东军的专家负责，您只需要盖章即可。这也是为了‘日满亲善’和‘大东亚共荣’的事业。”
那一刻，溥仪拿着玉玺的手微微颤抖，巨大的屈辱感几乎让他失控。但他想起自己的处境，想起身边人的安危，想起那暗中保存的力量，他强行压下了怒火，默默地盖上了印玺。
夜深人静时，溥仪独自站在寝宫的窗前，望着窗外被积雪覆盖的、死气沉沉的庭院和高墙上巡逻的日本兵身影，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和窒息。这里比紫禁城更像牢笼。
“这才只是开始……”他对着玻璃上自己模糊的倒影，无声地低语。“必须忍耐，必须找到他们的漏洞。这座监狱，一定有缝隙！”
他回想起离开上海前与文绣和溥安的最后一次密谈，那些布下的暗线，那些转移的资产，是他如今唯一的希望。他必须像冬眠的动物一样，收敛起所有的锋芒，在敌人的严密监视下，小心翼翼地寻找那一线生机。真正的考验，现在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