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公安局，审讯室。
冰冷的白炽灯光下，许大茂蜷缩在椅子上，浑身抖得像秋风里的落叶。
坐在他对面的，是专案组组长，老刑警高建民。他没说话，只是点上了一根烟，慢悠悠地抽着，那双锐利得像鹰隼一样的眼睛，就那么静静地盯着许大茂。
审讯室里安静得可怕，只有墙上的时钟在“滴答滴答”地走着，每一声，都像重锤敲在许大茂的心上。
高建民什么都没问，但那如山的压力，却让许大茂感觉自己快要窒息了。
他的心理防线，本就脆弱得像一层窗户纸。在高建民这种审了一辈子犯人的老刑警面前，连三分钟都没撑住，就彻底崩溃了。
“我说！我说！我全都说！”
许大茂“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鼻涕眼泪糊了一脸，哪还有半点平日里放电影时的神气劲儿。
“警察同志，我冤枉啊！这事儿……这事儿从头到尾都是李怀德指使我干的！”他涕泪横流，迫不及待地将所有责任都推了出去。
“当年我就是个小小的放映员，人微言轻，李怀德是后勤科长，是领导啊！他让我干什么，我敢不干吗？他说何大柱不听话，得罪了他，让我找机会收拾收拾何大柱。是他！是他让我去收买那个女工王秀英，让她做伪证的！”
“我就是个跑腿的，警察同志！我就是拿了点跑腿费，我哪知道这是诬告陷害啊！我以为……我以为就是给何大柱个教训，让他丢丢人……”
许大茂哭得撕心裂肺，将自己塑造成一个被领导胁迫、不懂法、一时糊涂的可怜虫。
而在另一间审讯室里，李怀德则完全是另一副嘴脸。
他梗着脖子，一脸的义正辞严，负隅顽抗。
“同志，你们这是什么意思？怀疑我诬告陷害？简直是笑话！”他拍着桌子，唾沫横飞，“我告诉你们，何大柱当年就是品行不端，骚扰女工是事实！我作为轧钢厂的干部，接到举报，本着对革命工作负责，对同志负责的态度，秉公办理，有什么错？”
“至于什么诬告陷害，我毫不知情！我李怀德在轧钢厂干了半辈子，两袖清风，一身正气！你们不能因为他何大柱现在当了个什么破科长，就官官相护，跑来找我的麻烦！我告诉你们，我要向你们的上级反映情况！”
他一口咬定自己是秉公办理，甚至反咬一口，说专案组是官官相护，企图用这种方式给办案人员施压。
与这两间审讯室里一个痛哭流涕、一个撒泼耍赖的闹剧相比，何大柱所在的问询室，则安静得像一间报告厅。
没有手铐，没有审讯椅，桌上还放着一杯热气腾腾的茶水。
高建民亲自坐在他的对面，拿着笔记本，像个访谈记者。
“何大柱同志，你不要紧张。今天请你来，是想重新了解一下五年前那件事的经过。你把你知道的，原原本本地说一遍就行。”
何大柱平静地点了点头，端起茶杯，轻轻吹了吹热气。
他没有控诉，没有愤怒，更没有添油加醋。他的声音沉稳而清晰，不带任何多余的情绪，就像一个客观的第三者，在陈述一个与自己无关的故事。
“那天晚上，我下班比较晚，路过厂区西边的小树林，听到有女同志的呼救声。我过去一看，是一个外号叫‘猴子’的混混，在纠缠我们厂的女工王秀英。我当时也没多想，就上前制止，跟那个‘猴子’发生了冲突，动了手……”
他将当晚的经过，自己如何救人，如何与人发生冲突，事后又如何被叫到保卫科，面对许大茂和王秀英的指认，最后被李怀德草草定案的全过程，有条不紊地讲述了一遍。
整个过程，他逻辑清晰，条理分明，对每一个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
他的冷静、坦然，与许大茂的慌乱不堪、李怀德的狡辩抵赖，形成了无比鲜明的对比。
高建民一边记录，一边不动声色地观察着何大柱。他办了这么多年的案子，见过各种各样的嫌疑人和受害人。像何大柱这样，在讲述自己天大的冤屈时，还能保持如此理智和冷静的人，他还是第一次见。
这种超乎常人的镇定，本身就说明了太多问题。
问询结束，高建民亲自把何大柱送到门口，破天荒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了一句：“何同志，你放心，党和政府，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也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何大柱看着他，什么也没说，只是郑重地、用力地点了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