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钟琪的捷报与随之而来的丰厚封赏，使得雍正六年的这个秋天，在表面的欢庆之下，暗地里更加躁动不安。
一等公的爵位、川陕总督的实权，以及对其部下的大肆褒奖，固然彰显了皇恩浩荡，却也无可避免地将岳钟琪推向了风口浪尖。
关丰敏锐地察觉到，朝堂上的气氛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先前那些因嫉妒或理念不合而对岳钟琪颇有微词的暗流，在某些角落又变得活跃起来。
一种名为“功高震主”的隐忧，开始在部分官员，尤其是某些满洲勋贵和保守派文官之间悄然蔓延。
这一日，关丰奉旨至军机处，参与商议西北战后善后及屯田事宜。
议题本身是务实的，然而讨论中，一些人的言辞却颇值得玩味。
一位素来与岳钟琪并无交情，甚至对其汉人身份颇有芥蒂的兵部侍郎，在议及西北驻军布防时，看似无意地提及：
“岳公爷如今威震西北，麾下精兵强将如云，此番又新立大功，士气正盛。然则，川陕总督本已权柄甚重，如今更兼节制西北军务，这……是否需考虑，适当分权，以符体制，亦可免岳公爷过于操劳？”
此言一出，值庐内静默了一瞬。
虽未明言，但其暗示岳钟琪权力过大的意图，昭然若揭。
怡亲王胤祥眉头微蹙，未立即表态。
张廷玉则缓缓道：“西北新定，百废待兴，正当倚重岳钟琪稳定局势。此时言分权，恐令前方将士寒心，亦不利于善后。”
关丰冷眼旁观，“情绪之眼”下，那位兵部侍郎周身散发着“深蓝”的算计与一丝“暗灰”的排斥，其背后显然代表着某些势力的共同担忧。
他顺着张廷玉的话道：
“张中堂所言极是。战后抚恤、安置降众、兴办屯田，诸事繁杂，非熟悉当地情形、威望素著者不能统筹。岳将军正当其任。至于权柄过重之虑……”
他话锋一转，语气平和却带着分量，“皇上圣明，自有驾驭之道。我等为人臣子，当以国事为重，竭力襄赞，而非妄揣圣意，徒增纷扰。”
他这番话，既肯定了岳钟琪的作用，又将最终裁决权归于皇帝，轻轻巧巧地将那“分权”的提议挡了回去，同时暗示提出此议者有不顾大局、妄揣圣意之嫌。
那位兵部侍郎脸色微变，讪讪地不再多言。
然而，关丰心中明白，这种担忧绝不会因此次讨论而消失。
果然，随后几日，粘杆处陆续收到一些零散信息。
有御史在私下场合议论，认为对岳钟琪的封赏过厚，恐非人臣之福；
也有官员暗示，岳部在西北“尾大不掉”，需早做防备。
这些言论虽未形成公开的奏章，但其流传本身，就是一种压力。
更让关丰留意的是雍正态度的细微变化。
皇帝对岳钟琪的功劳依旧褒奖有加，在处理西北事务时也依旧倚重其意见，但在几次单独召见关丰的场合，提及岳钟琪时，语气中那纯粹的喜悦已渐渐淡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复杂的审慎。
一次，雍正看着岳钟琪请求增拨屯田牛具、种子的奏折，忽然对关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