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董不惟也绝非愚钝之人。
仅凭直觉，他也已梳理出了案理：
杀害郎黄者，与后续三案之凶手，定是同一人或同一伙人所为。这四宗案连起来看，行事风格如出一辙：皆在于一个“快”字，电光石火间取命，得手即遁，不拖泥带水。而且，都隐隐透着不惧衙门追查的江湖侠士意味。
——也就是，四宗案虽是因“公愤”而起，却并非公职人员所为。
——就此一点来说，把茶肆店主列入怀疑目标之一，也不是毫无道理。
然而，茶肆店主之作案动机却并不充分：
三个死者中，他们只认识郎黄，杀郎黄或许有理，然其他三个他们既不认识，也不了解，即便对三人之贪腐憎恨，也还未至致其死地的程度。再说了，夫妇二人尚前嫌未脱，尚有诉讼在身未结，傻子也不会于此时再作凶案。
茶肆店主之作案条件也不具备：
先不说其能力，单说时间：早有密布茶肆四周的眼线证实：前后二十余日，即自人证被劫至今，店主夫妇从未离开清雅道半步；其间除见过一名江南来的老流浪汉，店主夫妇未曾与任何外人有过可疑接触。
而那老流浪汉，此后也再未于汴梁现身。
——至此，茶肆夫妇参与或主谋之可能，几乎应该全然排除。
——因此，若再于茶肆店主夫妇身上下功夫，便如是捕兽却至闹市了。
单论这份洞察，董不惟之敏锐实则不逊于廖汉儒。
然而他判案之致命缺陷在于，他判案之时之所想，不仅仅是判案，往往掺杂了私欲在里面。所以，心欲往往便扭曲了判断，甚至是改变了结论。
——所以，在都人眼里，他不仅称不上“神探”，甚至都不是好官。
现在对仕途之求，令他对蔡靖依附过度，便难免唯命是从。
正是这“唯命是从”，蒙蔽了他断案之慧眼
——尽管他已断定四案非茶肆夫妇所为，却依然将全副心力尽数倾注于，搜寻四案与茶肆店主夫妇之间的关联上。
结局便是：纵将四处现场翻查无数遍，将蛛丝马迹延展数里推演，绞尽脑汁穿针引线，也始终无法将店主夫妇与四桩命案牵连起来。
如此情形下，他仍不愿将目光从他们身上移开。于是，他便错失了追查四案目击者的黄金时机。
实则，四桩命案皆发生于白昼，几乎都在正午，目击者不在少数。甚至多人曾亲眼看见，行凶者乃是一名红衣女子、一名青衣女子，及一名中年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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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廖汉儒。
他也早已推知凶手何人，亦确信山梁、英竹并未涉入。他更明白，此时若及时探查，目击证人唾手可得。
但他选择了按兵不动。
——于职守而言，这其实是渎职，甚至是有意包庇。
——然他心中所怀的，是另一杆秤，秤上刻着“道义”二字。至于功过是非，唯有留待后人评说。
究竟如实办案为好，还是包庇“罪犯”为好，实难断言。这亦给我们一番启示：有时，道义与律法并非同路；是道义治世有利，还是律法治世有益，其间调和，往往艰难。
总之，案子一时未能侦破。
案悬未决，人心各执。汴梁的天空下，律法的纲绳与道义的无形准绳，仍在无声角力，纠缠难分。
日子在一种诡异的僵持中悄然流逝。新的命案未再发生。
于是汴梁街市依旧熙攘，酒旗招展，笙歌隐约。
清雅道仍旧清雅，唯独茶肆店内，氤氲着清雅中的俗世烟火。说书场中，说书人口中的传奇，不再是“梁祝化蝶”，而戛然换作“封神演义”，或“三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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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汉儒接连数日未现于茶肆，只躲在清雅道路口的笔墨坊内，静观天色。
终于一日黄昏，他见一个人影出现在路口。那人影梭巡数遍四周，抬脚欲向西侧茶肆方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