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中要写书的决定，在“柱茂记”管理层掀起了一阵小小的波澜。
傻柱听说后，第一反应是咧嘴乐了：“二大爷要出书？教人咋当领导？他那套‘背手视察’‘嗯啊指示’也能写进书里？别把人家带沟里去！”
阎埠贵则迅速进入算计模式，找到许大茂：“大茂啊，二大爷这书，真要印？出版费、印刷费、稿费……这可不是小数。印出来，卖给谁？咱自己员工买不买账？”
许大茂心里早有打算：“三大爷，二大爷是公司元老，这些年没功劳也有苦劳。他想留点‘精神财富’，咱们得支持。出版不用找正经出版社，就找印刷厂印成内部学习资料，成本低。不对外卖，就发给各部门负责人，再给二大爷印几十本精装的，让他送人。稿费嘛……象征性给点，算作‘特别贡献奖’。花点小钱，买个老同志开心，也显得咱们公司有文化底蕴，值！”
阎埠贵噼里啪啦一算，按这个方案，花费确实可控，也就点了头。
刘海中那边，却已经进入了“著书立说”的庄严状态。他让行政部给他腾出了一间安静的办公室，美其名曰“创作室”。里面摆上了新的办公桌、台灯、一摞摞空白稿纸，还有《人民日报》《求是》杂志以及几本砖头厚的《企业管理概论》《领导科学》——这些都是他让于海棠帮忙从图书馆借的。
他还郑重其事地向许大茂提出：“大茂啊，这写作是个系统工程，需要搜集大量一手资料。你看，是不是给我配个临时助手？帮我整理整理会议记录、跑跑档案室什么的？”
许大茂忍住笑，把刚招进来的一个文静老实的行政部小姑娘小周派给了他，叮嘱：“小周，刘董在从事一项非常重要的理论总结工作，你全力配合，主要是帮忙找资料、抄稿子。刘董有什么要求，尽量满足。”
小周怯生生地去了。第一天回来，就跟同事诉苦：“刘董让我把公司成立以来所有的会议纪要都找出来，还要按‘战略决策类’‘日常管理类’‘思想教育类’分类摘抄……光是找那些老会议本，就翻了一下午档案室！”
刘海中的写作过程颇具仪式感。每天上午九点，他准时进入“创作室”，泡上一杯浓茶，点上一支烟，正襟危坐，开始沉思。常常一坐就是一上午，稿纸上却只多了“第一章绪论”几个字，下面画了无数个圈圈和箭头。
他写作时喜欢自言自语，声音透过不太隔音的门板传出来：“嗯……企业管理，首要的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这个要放在第一章第一节……‘柱茂记’的发展，充分证明了领导核心的重要性……这个可以结合许大茂同志和何雨柱同志的搭档模式来论述……”
偶尔，他会猛地打开门，喊小周：“小周！去档案室，把一九八五年第三季度关于食堂承包那次扩大会议的原始记录找来！我要引用当时的争论，说明民主集中制在决策中的运用！”
小周就得颠颠地跑去翻箱倒柜。
傻柱有次路过，听见里面二大爷的“创作”动静，扒在门缝听了会儿，回来跟许大茂学舌：“好家伙，二大爷那哪是写书，分明是做报告呢！‘我们必须深刻地认识到’‘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我听着都替他累得慌！”
许大茂只是笑：“让他写吧，写出来也是个乐子。”
刘海中的“创作”持续了三个多月。期间，他推掉了不少“视察”活动，全身心投入。稿纸用掉了几大摞，小周的笔记本也记满了各种修改意见和补充材料。
终于，初稿完成了。厚厚一沓，估计有十几万字。刘海中亲自用红笔在封面上写下书名：《论现代企业管理——以“柱茂记”发展为镜》。下面还有副标题：刘海中著。
他把初稿恭敬地送给许大茂“审阅指正”。
许大茂硬着头皮翻了几页。内容嘛，怎么说呢……充满了那个时代常见的政治术语和宏大叙事，结构像工作报告，观点四平八稳，偶尔穿插一些“柱茂记”发展中的实例，但总体而言，理论空洞，可读性差。不过，字里行间倒是能看出二大爷的一片热忱和对公司的深厚感情。
“二大爷，辛苦了！这书写得……很有高度，很有体系！”许大茂斟酌着措辞，“我看，可以安排印刷了。就按咱们之前说的，作为内部读本。我再让海棠他们《柱茂人》编辑部帮忙润色一下文字，设计个封面。”
刘海中听到“很有高度，很有体系”，脸上放光，连连点头：“好！好！大茂，你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