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剪版完成后的第三天，文烨带着硬盘飞回了北京。
剪辑室租在北影厂附近的老楼里，暖气时好时坏，冬天里得穿着羽绒服工作。窗外能看到北影厂的标志性水塔，墙上贴满了《根》的分镜图和场记单，屋里是烟味和泡面味，这是中国电影最真实的诞生地。
剪辑师老吴是古仔推荐的香江人，五十多岁，寡言，手指被烟熏得焦黄。他看完粗剪版后，沉默了足足五分钟，才开口：“这片子……得用减法。”
“什么意思？”文烨问。
“太满了。”老吴点了支烟，“你拍了很多好镜头，祠堂里抽烟那个长镜头，看族谱时手指的颤抖，在村口槐树下回头的眼神……但全放在一起，反而冲淡了力量。得删，狠删。”
文烨皱眉：“删多少？”
“至少二十分钟。”老吴吐出一口烟，“我要把节奏压得更慢，让每个镜头呼吸的时间更长。这不是商业片，是首诗，诗不能赶。”
接下来的两周，文烨和老吴每天争论到深夜，有时为一个三秒的镜头要不要留，能吵上一小时。李文浩作为编剧时常被拉来当裁判，往往左右为难。
最大的分歧出现在一场祠堂里的对峙戏。原剧本里有一段长达三分钟的对话，老吴坚持要剪到一分半：“情绪到了就行，话说满了，味道就没了。”
文烨不同意：“这是全片的情感爆点，不能剪。”
最后电话打给了华强。
“听老吴的。”华强在电话里说，“有时候，沉默比语言更有力量。”
文烨最终放下电话：“剪吧。”
老吴点点头，手指在键盘上敲下删除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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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乐找的是谭盾的学生，叫陈默，三十出头，常年住在云南山里采风。他看完粗剪版后，提了个让所有人意外的要求：“我要去陆家村住一周。”
“现在？”文烨惊讶，“片子赶时间……”
“没有土地的声音，我做不出配乐。”陈默背起他的录音设备去了陆家村，住在陆建国家里。
他录山风穿过老槐树的声音，录祠堂屋檐下雨滴落的节奏，录大爷劈柴的斧声，录大娘纺线的吱呀声，甚至录了村里老人哼唱的无名调子。
一周后他回到北京，带回了一堆原始音频。
陈默用采样器处理那些自然声响，山风变成低音铺垫，雨滴变成节奏节点，斧声变成打击乐，老人的哼唱被拆解成旋律碎片。他不用传统的弦乐和钢琴，只用陆家村本身的声响，重新编织。
第一段配乐出来时，文烨听完，久久无言。
“对了。”老吴重重拍了下桌子，“就是这个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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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中旬，成片完成。128分钟被剪到108分钟，节奏沉缓，配乐几乎全是土地的声音。字幕打上“导演：文烨”“制片人：华强”，然后是全体陆家村参演人员的名单，密密麻麻，占了整整三分钟。
送审前夜，文烨、李文浩、华强三个人在剪辑室看了最后一遍。片子放完，灯亮起，三个人都没说话。
许久，李文浩才轻声说：“这可能……是我写过的最不像剧本的剧本。”
“但也是最好的。”文烨眼睛发红，“华哥，谢谢你让我拍这部电影。”
华强拍拍他肩膀：“明天送审。准备好了吗？”
文烨深吸一口气：“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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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递上去后，是漫长的等待。第一天，没消息。第二天，没消息。第三天，文烨坐不住了，开始托人打听。
反馈在第五天传来，是朋友的朋友递来的话：“题材敏感，农村现实问题过于直白，家族矛盾可能引发负面解读。建议修改。”
具体修改意见还没到，但这句话已经让文烨的心沉到谷底。他连夜召集剪辑团队，琢磨哪些镜头可能敏感。
“不能改。”华强在电话里说，语气坚决，“一个字都不能改。”
“可是华仔，不过审的话……”
“我想办法。”
华强说的办法，是找人联系上了韩三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