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还没亮透，铁蛋就被叫醒了。
红姑已经换上了一身粗布衣裳，头上包了块头巾，看着像个进城卖菜的农妇。她递给铁蛋一套衣服——深灰色的短褂，黑色裤子，裤腿特意做宽了些，能遮住伤腿的纱布。
“能穿吗？”红姑问。
铁蛋咬着牙，一点点把伤腿套进裤管。伤口还疼，但比昨天好些了。他系好裤腰带，又接过一顶破毡帽戴上。
周大勇走进石窟，手里拿着两张纸：“良民证办好了。你叫王铁柱，红姑是你表姐，进城找活干。”
铁蛋接过良民证，上面贴着他的照片——不知道红姑从哪儿弄来的，照片上的他年轻些，没留胡子。他看了眼红姑的，名字写的是“王红”。
“赵师傅那边联系上了。”周大勇压低声音，“他今天上午在电厂西门等，穿蓝色工装，手里拿个饭盒。接头暗号是‘今儿天阴，怕是要下雨’，他回‘带伞了’。”
铁蛋点头记下。
“记住，”周大勇盯着两人，“只侦察，不行动。摸清情况就撤，最晚天黑前必须回来。”
“知道。”红姑说。
孙二柱送他们下山。山路不好走，铁蛋拄了根树枝当拐杖，一步一步往下挪。孙二柱想扶他，被他拒绝了——得提前适应，进城后没人扶。
到了山脚，有辆驴车等着。赶车的是个老头，姓马，是地下交通员。车里装着一车白菜，铁蛋和红姑就坐在白菜堆里，用草席盖着。
驴车吱呀吱呀上了官道。天已经大亮，路上渐渐有了行人，挑担的、推车的、骑驴的，都是往保定城去的百姓。
铁蛋从草席缝里往外看。官道两旁是收割过的麦田，光秃秃的，远处能看到保定城的城墙，灰扑扑的，像条趴着的巨兽。
“紧张吗？”红姑低声问。
“有点。”铁蛋老实说。他打过仗，杀过鬼子，但这样扮成百姓混进敌占区，还是头一回。
红姑从怀里掏出个小布包，打开，里面是几块芝麻饼：“吃点，垫垫肚子。”
铁饼接过一块，小口啃着。饼很香，但他没什么胃口。
驴车走了约莫一个时辰，保定城越来越近。能看见城门楼了，青砖灰瓦，城楼上插着膏药旗。城门洞前排着长队，伪军在挨个检查。
铁蛋手心开始冒汗。他摸了摸怀里的良民证，又摸了摸裤腿里藏着的匕首——枪没带，太扎眼。
轮到他们了。两个伪军走过来，一个掀开车上的草席，用手里的刺刀捅了捅白菜堆。
“干什么的？”另一个问。
马老头陪着笑：“老总，进城卖菜。这是我侄子和侄女，帮着推车。”
伪军看了眼铁蛋和红姑：“良民证。”
两人掏出良民证。伪军仔细看了看，又盯着铁蛋的脸看。铁蛋低下头，心跳得像打鼓。
“腿怎么了？”伪军突然问。
铁蛋心里一紧。伤腿虽然遮着，但走路姿势还是能看出来。
“小时候摔的，落了毛病。”红姑抢着说，“老总，我表弟可怜，就想进城找点轻生活干……”
伪军又看了几眼，挥挥手：“过去吧。”
驴车进了城门洞。铁蛋松了口气，这才发现后背都湿透了。
保定城里比外面热闹多了。街道两边都是店铺，卖布的、卖粮的、卖杂货的，吆喝声此起彼伏。行人来来往往，有穿长衫的，有穿短褂的，还有几个穿日军军装的，耀武扬威地走在路中间。
驴车拐进一条小巷，在一处小院门口停下。马老头低声说：“到了。这院子空着，你们暂时落脚。晚上我来接。”
铁蛋和红姑下车，拎着个小包袱进了院子。院子不大，但干净，正屋三间，厢房两间。屋里家具简单，但够用。
红姑关上门，从包袱里掏出张简易地图——是保定城的街道图，电厂和办事处旧址的位置都标出来了。
“电厂在城北，走过去得半个时辰。”红姑说，“你的腿……”
“能走。”铁蛋活动了一下伤腿，“早点去，早点回。”
两人换了身更破旧的衣服，铁蛋把毡帽压得更低，红姑在脸上抹了点锅灰，看着更像个乡下妇人。出门前，红姑又检查了一遍——没带任何能暴露身份的东西，连铁蛋那本识字课本都留在院里了。
街上人多，两人混在人群里往北走。铁蛋尽量让走路姿势自然些，但伤腿还是疼，走不快。红姑放慢脚步，配合他的速度。
路过一个路口时，看见一队伪军押着几个人过去。被押的人都低着头，看不清脸，但穿着百姓衣服。路边的人议论纷纷：
“又抓人了……”
“说是通八路……”
铁蛋心里一紧。那三个人里，有没有他们认识的同志？
但他不敢多看，低着头继续走。
又走了两刻钟，终于到了电厂附近。电厂围墙很高，墙上拉着铁丝网，门口有岗哨，四个伪军端着枪站着。
红姑拉着铁蛋躲到对面一家茶馆里，要了两碗茶，坐在靠窗的位置。从这个角度，能看见电厂西门。
“等。”红姑说。
铁蛋喝着茶，眼睛盯着电厂门口。进出的人不多，大多是穿工装的工人，偶尔有穿日军军装的军官进去。门口检查很严，每个人都要出示证件，还要搜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