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时，我看到人群里，有几个平日里见了爷爷总会笑着打招呼、有时还会私下里央求爷爷下次卖橘子时帮他们也捎带点东西出去的村民，此刻竟然也挥舞着拳头，跟着喊口号，脸上露出一种我从未见过的、近乎狰狞的亢奋表情。他们的声音，混在集体的声浪里，显得格外刺耳。我的心，像一下子坠入了冰窟。这就是爷爷曾经给予过些许方便的人吗？这就是平日里看起来和和气气的乡邻吗？
批判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除了念稿子和喊口号，还需要有人上台去“揭发批判”，以示斗争的深入和群众的觉悟。这种时候，往往是最能见人心的。
果然，有几个平日里在村里游手好闲、专爱看热闹、搬弄是非的角色，觉得表现的机会来了。他们争先恐后地跳上台，指着台上的爷爷，唾沫横飞地“控诉”起来。说的无非是些鸡毛蒜皮、牵强附会的事情，什么爷爷以前卖给他的橘子好像分量不足啊，什么爷爷走路时看到队里的庄稼眼神不对啊……极尽夸大和捏造之能事。
其中那个外号叫“刘癞子”的，说得最为起劲，仿佛爷爷刨了他家祖坟似的激动。他说到兴奋处，竟然弯腰从地上抓起一小块半干的土坷垃，朝着爷爷站立的方向就扔了过去！
那土块并没有砸中爷爷，在他脚前不远处碎裂开来，溅起一小股尘土。但这举动，像是一个信号。另外两个同样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年轻人，也嬉笑着，有样学样，捡起地上的小石子、土块，朝爷爷扔去。虽然大多没有命中，但那侮辱的意味，却像毒液一样，在空气中扩散开来。
“打！打这个老资本主义！”
“让他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
他们嘴里还不干不净地叫嚷着，脸上带着一种残忍的、找到乐子般的快意。
我看着那飞向爷爷的小土块，看着那几个年轻人脸上令人作呕的表情，浑身的血液都涌到了头顶，拳头攥得死死的，指甲深深掐进了掌心。我恨不得冲上去，用我单薄的身体挡住爷爷，对着那些人大喊：“住手！你们这些混蛋！”
可是，我的脚像被钉在了原地，一股巨大的、冰冷的无力感，像沼泽地的淤泥，将我死死缠住。我不能动，不能喊。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看着爷爷承受着这无端的羞辱和践踏。
爷爷自始至终，没有抬头，没有躲闪，甚至当那些土块在他身边碎裂时，他连眼皮都没有抬一下。他就那么沉默地站着，低着头，仿佛一尊早已失去知觉的雕像。仿佛所有的指责、所有的辱骂、所有的攻击，都落不到他的身上，又或者，他早已用他那惊人的沉默，将这所有的一切，都承受了下来，消化成了内心深处、无人能窥见的、冰冷的灰烬。
那场批斗会，究竟开了多久，我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最后，在一片更加狂热的口号声中，爷爷被那两个民兵又推搡着带了下去。人群开始喧闹着散场，人们谈论着，感慨着，或者只是麻木地收拾着自己的小板凳，准备回家。夕阳的余晖，给打谷场涂上了一层凄艳的、如同血色般的橘红色，照在那些刚刚激愤过、此刻却已恢复平静或带着满足笑意的脸上，显得格外诡异和不真实。
我站在原地，看着空荡荡的会场中央，那里只剩下一些凌乱的脚印，和那块被遗弃在地上的、写着“投机倒把分子”的木牌。寒风卷起地上的尘土和碎纸，打着旋儿，发出呜咽般的声音。
那场批斗会，像一场突如其来的、凛冽无比的寒霜，不仅仅打蔫了爷爷最后的精神，让他彻底变成了一个沉默的、蜷缩在阴影里的老人；也让我，一个尚未完全明白世事复杂与残酷的孩子，第一次如此清晰、如此真切地看到了人情的冷暖，看到了在政治运动的洪流之下，个体命运的卑微与无助，以及那隐藏在平静乡村生活底层的、赤裸裸的、有时甚至是狰狞的世态炎凉。
它像一把冰冷的刻刀，在我尚且稚嫩的心上，狠狠地划下了一道深深的、永难磨灭的印记。我知道，有些东西，从今天起，不一样了。爷爷不一样了，这个家不一样了，我看待这个世界的目光，也不一样了。
批斗会那场凛冽的寒霜，仿佛不仅打在了爷爷的身上，更渗进了我们家的墙缝屋角，让整个家都陷入了一种挥之不去的、粘稠的冰冷之中。爷爷从那个站在打谷场中央、挂着木牌、受尽屈辱的“反面教材”，变回了一个蜷缩在自家角落里的沉默影子，但这影子，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沉重，更加令人窒息。
他确实是变了个人。往日里，虽然话也不多，但那双眼睛里总还有些活泛的光，或是看着我的兔子时露出的赞许，或是提起袍哥会往事时闪过的豪情，又或是算计着“副业”时那点狡黠的精明。可现在，那点光，彻底熄灭了。他的眼睛像是两口枯竭了的老井，深不见底，却只有一片沉寂的、毫无波澜的灰暗。他常常一个人，搬个小马扎，坐在屋后那棵如今只剩下光秃秃枝桠的歪脖子橘子树下，一坐就是大半天。目光空茫地落在那些虬曲的、在冬日天空下显得格外萧索的枝干上，仿佛能在那里看出什么早已逝去的繁华旧梦，又或者，只是单纯地沉溺在一片无边无际的、无人能懂的虚无里。
他不怎么说话，对谁都一样。母亲叫他吃饭，他“嗯”一声，迟缓地挪过去，默默地吃完，又默默地回到他的角落，或是橘子树下。我爹偶尔试图跟他搭话，问些队里无关紧要的闲事，他也只是撩一下眼皮，用几个含糊的音节应付过去，便再无下文。家里失去了他那偶尔响起的、带着沙哑的说话声，和那旱烟袋“吧嗒吧嗒”的声响，竟显得异常空旷和死寂，连弟弟们偶尔的哭闹，都像是投入深潭的小石子，激不起半点涟漪，反而被那更大的沉寂迅速吞没。
爷爷这棵曾经为我们这个家，至少是为我，遮过些许风雨的、看似佝偻却内里坚韧的老树，仿佛在一夜之间，被那场批斗的狂风骤雨，彻底摧折了脊梁，只剩下枯槁的形骸。
而爷爷的沉默和“副业”的彻底断绝，如同抽掉了这个家赖以喘息的一根重要支柱，经济的拮据，立刻像潮水退去后露出的嶙峋礁石，尖锐而赤裸地凸显出来。
饭桌上的变化，是最直观，也最戳心窝子的。那曾经短暂出现过的、令人魂牵梦萦的腊肉油光，早已成了遥远得如同上辈子的事情。稀粥，变得更稀了，清澈得能照见碗底粗糙的纹路，和每个人脸上那菜色的、缺乏营养的憔悴。米粒少得可怜，需要用勺子小心翼翼地、一颗颗地数着吃，仿佛那不是粮食，而是什么金贵的珍珠。咸菜，成了绝对的主宰，黑乎乎、干瘪瘪的一小碟，摆在桌子中央，咸得发苦，需要用极大的意志力，才能用它来哄骗空空如也的肠胃，勉强咽下那几乎全是清水的粥。
偶尔，母亲会蒸上一小碗金黄的南瓜，或是煮上几个干瘪的小红薯，那就算是改善伙食了。即便是这样，分量也总是少得可怜，需要严格地分配。弟弟们往往能多分到一小块，我和姐姐们，则只能尝到一点点味道。至于油花，那更是难得一见的奢望。灶房里那盛油的粗陶罐子，底子都快被母亲用油抹布擦得能照出人影来了，也刮不出多少油星。炒菜是绝不敢想的，所谓的“菜”，多半是用水煮一煮，撒上几粒粗盐，便端上了桌。那寡淡的、带着植物本身清苦气的味道，日复一日地考验着每个人的味蕾和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