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听了我的话，身体几不可察地颤抖了一下，那双深陷的眼睛里，瞬间蓄满了浑浊的泪水。但他依旧固执地摇着头，不肯张嘴。那拒绝的姿态，像一个知道自己拖累了全船人的老水手，毅然决然地想要松开抓住船舷的手，沉入冰冷的海底。
最终，那碗药，大部分都凉透了，又重新倒回了药罐里。爷爷的身体，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更加迅速地衰弱下去。他清醒的时间越来越少，昏睡时，那呼吸声不再仅仅是沉重，而是带上了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如同破旧风箱在做最后挣扎般的嘶哑和断续，仿佛下一次呼气，就是终结。
家里彻底被一种绝望的、令人窒息的气氛所笼罩。我爹看着爷爷拒药后愈发糟糕的状况，终于坐不住了。他像是下了某种决心，猛地站起身，整理了一下那身洗得发白、打着补丁的旧褂子，脚步沉重地走出了家门，朝着生产队队部的方向去了。
他是想去求李队长，看在爷爷为这个队辛苦了一辈子的份上，看在眼下这人命关天的当口，能不能破例，从队里的账上，预支一点点钱，哪怕只是够抓几副药的呢？
我们全家都在等待着，怀着一丝微弱的、连自己都不太敢相信的期盼。
然而，没过多久，我爹就回来了。去时脚步虽沉重，尚带着一丝孤注一掷的决绝；回来时，却像是被抽掉了全身的骨头，整个人都垮了下来，脚步踉跄，脸色灰败，仿佛一瞬间又老了十岁。
不用他开口，只看他那副失魂落魄的样子，我们就都明白了结果。
他蹲回原来的门槛上，这次，连烟袋锅都懒得拿了，只是双手抱着头，手指深深地插进花白而凌乱的头发里，喉咙里发出压抑的、如同受伤野兽般的呜咽。
“不行……队长说……账上也没钱……再说……这不符合规定……开了这个头……后面就乱了……”他断断续续地、声音嘶哑地重复着李队长拒绝他的话，每一个字，都像是一把冰冷的锉刀，狠狠地锉刮着我们最后一点希望。
规定……规定比一条活生生的人命还要重要吗？可是，谁又敢去质疑这“规定”呢？
家里的空气，仿佛彻底凝固了，变成了坚硬而冰冷的冰块，将我们每个人都冻结在原地，动弹不得。
后来，陈先生又被请来看过一次。他依旧背着那个破旧的药箱，掀开爷爷的眼皮看了看，又摸了摸那冰凉而毫无反应的脉搏，最后，只是对着我爹，几不可察地、意味深长地摇了摇头。
那摇头的动作很轻，很轻微。却像一道最终的判决，带着冰冷的、不容置疑的权威，重重地砸了下来。
连赤脚医生，都已经束手无策，甚至……不再抱有任何希望了。
家里的气氛，压抑得如同暴风雨前最沉闷的时刻，乌云低低地压在每个人的心头，沉重得让人喘不过气。每个人都心事重重，脸上笼罩着一层驱不散的阴翳。彼此之间，连眼神的交流都变得稀少而闪烁，仿佛生怕在那目光触碰的瞬间，就会泄露心底那巨大的悲伤和无力，或者引爆某种压抑已久的、关于埋怨和命运不公的激烈情绪。
我们不再谈论爷爷的病情，不再谈论钱，不再谈论那空荡荡的米缸和兔笼。只是沉默地做着日常必须做的事情——生火，做饭（尽管那几乎不能称之为饭），喂猪，收拾……一切都在一种近乎麻木的、按部就班的轨迹上进行着。
但每个人心里都清楚，我们正在被动地、无可挽回地，滑向那个必然到来的时刻。像是在等待一场早已预知的、却无法躲避的灾难降临，那种明知结果却无能为力的感觉，比突如其来的打击，更加折磨人，更加令人绝望。
夜晚，我依旧守在爷爷的床边。油灯的光晕昏黄而跳跃，将他瘦削得脱了形的脸庞映照得忽明忽暗。他的呼吸微弱得几乎难以察觉，胸膛的起伏轻微得如同蝴蝶振翅。
我握着他那只越来越冰凉、越来越僵硬的手，听着窗外呼啸而过的、带着凛冽寒意的北风，心里充满了巨大的、空落落的悲伤。
我知道，最后的告别，已经开始了。只是我们谁都不忍心，或者说没有勇气，去亲口说出那两个字。
这个家，像一艘在惊涛骇浪中破损严重的旧船，失去了最后一块压舱石，正在无可挽回地，向着漆黑的、冰冷的深渊，一点点地沉没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