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婵音历经生死挣扎，终于产下一子。婴儿响亮的啼哭声划破长夜，带来了初为人母的巨大喜悦，也结束了那个痛苦而漫长的夜晚。
鸡叫第三遍的时候，天光才真正地、毫无保留地铺满了院子。那是一种清透的、带着水汽的、属于初夏清晨的明亮。阳光透过窗棂上新糊的、泛着米黄色的窗户纸，斜斜地切进来，在炕席上投下一块块明亮温暖的光斑，光斑里浮动着细细的、舞蹈般的尘埃。
我就在这片新生的光亮里，第一次真正看清了我的儿子。
他被裹在我偷偷絮了新棉花的旧包被里，只露出一张小小的、红彤彤、皱巴巴的脸。眼睛紧紧闭着，眼线很长，睫毛却稀疏，湿漉漉地贴在眼皮上。鼻头有点扁，小嘴微微噘着，时不时无意识地嚅动一下，像是在梦里寻找着什么。头发不多，湿乎乎地贴在额头上，颜色是那种很深的、近乎墨黑的黛青。
他就睡在我身边，小小的身体随着呼吸微微起伏，像一只刚刚破壳、还带着湿气的雏鸟，脆弱得让人心尖发颤，却又蕴含着一种惊人的、蓬勃的生命力。
我侧躺着，不敢动，怕惊醒他，就这么痴痴地看着。看不够似的，看他的眉毛，他的鼻子，他偶尔抽动的小下巴。这就是在我肚子里待了九个多月，让我吐得昏天暗地，腰酸背痛，最后又经历了那样一场撕心裂肺的痛楚，才来到世上的小生命？是我的骨血，我的延续？
一种奇异而汹涌的情感，像决堤的春水，瞬间淹没了我的心脏。那不是简单的喜欢，是更深沉的、带着献祭意味的疼爱与责任，是一种愿意为他赴汤蹈火、披荆斩棘的决绝。我伸出指尖，极其轻柔地、几乎是用气力地，碰了碰他温热柔软的脸颊。指尖传来的触感，真实得让我想哭。
“家栋……”我在心里默念着这个名字。这是侯仁君昨天对着襁褓，搓着手，憋了半天才憋出来的名字。他说，“栋梁之才，支撑门户，就叫‘家栋’！”婆婆在一旁连连点头，脸上笑开了花。侯家栋。我的儿子，侯家栋。
堂屋和院子里，早已热闹起来。婆婆的脚步声比往日轻快了许多，带着一种扬眉吐气的节奏。我听见她在灶房门口跟来串门的邻居高声说话，声音里是掩不住的得意：
“……可不是嘛！仁君媳妇争气，给生了个大胖小子！足足六斤八两呢！哭声那叫一个响亮！”
“哎哟，恭喜恭喜！老姐姐，您这可是抱上大孙子了！福气啊！”
“同喜同喜！来，拿着，红蛋！沾沾喜气！”接着是鸡蛋相碰的轻微脆响和推让的笑语声。
婆婆早就煮好了一锅红蛋。鸡蛋是家里母鸡下的，染色的红纸是父亲去年写春联剩下的边角料熬的水，染出来的蛋壳是一种不均匀的、带着纸浆纹理的暗红色。但这毫不影响它的象征意义。婆婆用一个粗陶碗装着，见人就发，从东邻送到西舍，仿佛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侯家有了长孙，她侯李氏，成了有孙辈的奶奶了。
侯仁君请了三天假，没去农机站。他像换了个人，脸上总是挂着傻笑，走路都带着风。一有空就凑到炕边，盯着儿子看，想抱又不敢抱，手脚笨拙得像个第一次上战场的士兵。偶尔孩子哭了，他会慌里慌张地问我：“咋了咋了？是不是饿了？还是尿了？”那紧张的模样，竟让我觉得有些可爱。
家里的气氛，因为这小小的新生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融洽和喜庆。公公话依然不多，但脸上时常带着笑，看孙子的眼神也格外柔和。婆婆更是难得地对我有了好脸色，早上甚至会主动问我：“想吃点啥？娘给你做。”
这短暂的、蜜糖似的喜悦，像一层薄薄的、美丽的糖衣，包裹着生活坚硬而苦涩的内核。糖衣很快就被现实的热气舔化了。
首先是虚弱的身体。生产像是把我全身的力气和元气都抽干了，人软得像是被拆了骨头的皮囊，动一动就头晕眼花，冷汗涔涔。下身还在隐隐作痛，恶露不断，需要频繁地清洗、更换草纸。按照老规矩，月子里不能下炕，不能见风，不能沾凉水。可孩子要吃奶，要换尿布，哪一样离得了人？婆婆虽然偶尔帮忙抱抱，但大部分时候，还是得我自己挣扎着起来。
更关键的是，我需要营养。母亲和接生婆都说过，月子里亏了，那是一辈子的病根。孩子更需要充足的奶水。可营养从哪里来？
鸡蛋是有的，婆婆每天会给我煮一个，用红糖水冲着，或者直接白水煮了剥给我。但那鸡蛋的个头，她总是要掂量一下，嘴里念叨着：“这个太小，给婵音吃浪费了，留着攒攒卖钱吧。”最后递到我手里的，往往是那些个头中等、甚至偏小的。红糖水也是，冲得淡淡的，甜味似有似无，碗底总是剩着一层化不开的糖砂，婆婆会说：“糖吃多了上火，对小孩不好。”
我想喝点鱼汤下奶。婆婆倒也没说不给做，只是说：“鱼贵啊，一条小鲫瓜子也得块把钱。等仁君发工资了再说罢。”这一等，就是好几天。期间孩子饿得哇哇直哭，我的奶水却像干涸的泉眼，挤不出多少来。乳房胀得发硬发疼，孩子吸不到，急得小脸通红，哭得声嘶力竭。
我抱着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儿子，看着他因为饥饿而张大的、没有牙齿的小嘴，心里像被钝刀子割着，又疼又急。我试探着跟婆婆说：“娘，要不……买点奶粉？先对付几天，等我奶下来了……”
话没说完，婆婆的脸就沉了下来，声音也拔高了：“奶粉？你知道那玩意儿多贵吗？一小罐就得十来块！顶仁君半个月工资了！哪个孩子不是吃米汤、面糊糊长大的？就你儿子金贵，非得吃那洋玩意儿？再说了，吃惯了奶粉，以后你的奶更不下来了！”
“可是孩子饿……”我的声音弱了下去。
“饿就多喂几次！多喝点红糖水，奶自然就多了！”婆婆斩钉截铁，不容置疑，“咱们庄户人家，没那么娇气！仁君小时候，连米汤都喝不饱，不也长得壮壮实实？”
我闭上嘴，不再说话。抱着哭累了、抽噎着睡去的儿子，看着他瘦瘦的小脸，眼泪无声地掉下来，落在他的襁褓上。不是委屈，是无力，是深深的自责和焦虑。我连让我的孩子吃饱，都做不到。
经济上的窘迫，像一只无形的大手，扼住了这个家的喉咙，也扼住了我这个新母亲最柔软的期盼。侯仁君的工资，每个月发了，大半要上交婆婆，那是家里的“公中钱”，管着一家老小的吃穿用度。剩下的一小部分，他自己要留点烟钱，偶尔还要应酬工友，能落到我手里的，寥寥无几。以前我自己养兔子、做针线，手里还能有点活钱，贴补自己，也偶尔接济娘家。可自从怀孕后期到现在，兔子是母亲偶尔过来帮着喂喂，缝纫机更是许久没响了。我成了纯粹的需要被“养着”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