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婵音冒雨收兔初战告捷，不仅赚到了修房的第一笔专项资金，更用事实证明了自己“贩兔”的想法可行。这微小的成功，让她信心大增，也让丈夫侯仁君的态度有所松动。修房子的希望，变得越来越真切。
北风最后的那点凛冽，终于被东南风送来的、带着泥土腥甜和水汽的暖意，彻底驱赶得无影无踪。河边的柳树，不知何时爆出了鹅黄的、毛茸茸的芽苞，像蒙着一层淡绿的薄烟。田垄向阳处的枯草根下，钻出了星星点点的、怯生生的新绿。空气里那股子属于寒冬的、干冷的肃杀，被一种湿润的、酝酿着生机的柔软所取代。
春天，是真真切切地、不容置疑地来了。
我们的“建房基金”，也在经历了整整一个冬天加上半个春天的积攒后，终于像解冻的溪流，慢慢汇聚成了一股可以推动些事情的力量。贩兔的生意，我做得越发顺手。不再只是冒雨盲目地去收，我开始有意识地建立自己的“收购网络”。哪个村的哪户人家兔子养得好，大概什么时候出栏，我心里渐渐有了本账。价格也给得公道，结算爽快，有时甚至还给相熟的农户带点针头线脑的小礼物。一来二去，大家都乐意把兔子卖给我，“孙秀才的女儿收兔子实在”的名声，也在附近几个村子悄悄传开。
缝纫机的哒哒声，更是成了夜晚最稳定的背景音。我不再做那些零碎的缝补，而是集中精力做几种简单但需求稳定的成衣：男人的汗衫裤衩，小孩的罩衣围兜。料子就用最结实耐用的棉布或的卡，样式简单大方，针脚密实。做好一批，就让侯仁君趁去镇上时，送到相熟的小百货店代卖，或者直接卖给村里需要的人。虽然每件利润微薄，但积少成多，细水长流。
侯仁君的工资，除了必要的家庭开销和他自己的零用，也开始能固定地存下一小部分了。分家单过后，他似乎也慢慢意识到，这个小家的前途，终究要靠我们两个人共同支撑。对我贩兔的事，他虽然仍不免嘀咕“小心点”、“别太累”，但不再激烈反对，有时甚至会帮我捆扎兔子，或者在我外出时照看一下家栋。
钱，就这样一块、两块、五毛、一毛地攒着，用手绢包着，藏在只有我知道的墙缝深处。每隔几天，我都会拿出来数一数，看着那叠皱巴巴却越来越厚的毛票，心里便充满了踏实的希望和继续奋斗的动力。
当手绢包里的钱，终于突破了那个关键的数字时，我知道，时候到了。
我们请来了村里最好的瓦匠李师傅和他的两个徒弟。材料是我们自己一样样置办回来的：上好的红瓦，一摞摞整齐地码在宅基地边上，在阳光下泛着沉稳的光泽；标号够足的水泥，用防雨的油布盖得严严实实；青砖虽然只够砌墙基和门窗框，但也足够让这新房子的“骨架”硬朗起来。
开工那天，是个黄道吉日。清晨，天边刚泛起鱼肚白，我们就在宅基地前摆了简单的香案，放了鞭炮。噼里啪啦的脆响，炸碎了清晨的宁静，也炸开了我们心中那扇期盼已久的大门。
李师傅是个干瘦精悍的老头，话不多，但手艺扎实。他带着徒弟，按照我们早就商量好的图纸——其实也就是两间坐北朝南、并排而立的平房，东屋稍大做堂屋兼卧室，西屋做厨房——开始放线，挖地基。
这一次，我们不再将就。
地基挖得深，用石头和水泥砂浆浇筑了结实的地梁。墙基用青砖砌起，高出地面尺把，防潮又稳固。墙体不再是容易开裂的土坯，而是用红砖和水泥砂浆，一皮一皮，错缝咬合，砌得笔直平整。李师傅拿着水平尺和线坠，不时地校准，嘴里念叨着：“盖房子是百年大计，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你们小两口不容易，这房子，我得给你们盖得结结实实的，管保住上几十年都不带歪的！”
我和侯仁君都成了最勤快的小工。侯仁君下班后，立刻换上破旧衣裳，帮忙和泥、搬砖、递灰浆。我则负责做饭、烧水、送茶，照看跑来跑去、对什么都好奇的家栋，同时也时刻关注着工程的进展和质量。父亲也抽空过来看过几次，背着手，默默地看着工匠们忙碌，偶尔和李师傅交流几句砌墙的要领，他那双塑惯了菩萨像的手，指点起砖瓦活来，竟然也头头是道。
阳光一天比一天暖，工期一天天推进。看着那红砖的墙体一点点拔高，看着门窗框被稳稳地安放进去，看着房梁和檩条架设起来，看着那些漂亮的、厚重的红瓦，被李师傅带着徒弟，一片压着一片，严丝合缝地铺上屋顶……我们的心，也像那新房子一样，一点点地被希望和喜悦填满。
尤其当最后一片瓦盖上屋脊，李师傅站在屋顶上，拍了拍手上的灰，冲着下面的我们喊了一声：“封顶了！大吉大利！”时，我和侯仁君相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难以抑制的激动和如释重负。
接下来的日子，是内部的粉刷和整理。墙壁用水泥砂浆抹平，待干透后，又刷上了雪白的石灰水。石灰水是我父亲特意送来的上好块灰，兑水化开，刷上去格外洁白亮堂，还带着一股淡淡的、好闻的碱味。地面用水泥抹平，压光，虽然比不上城里的水磨石，但平整光滑，再也不是那坑洼泥泞的土了。
窗户安上了明亮的玻璃，虽然是最普通的那种，但足以让阳光毫无阻碍地洒满整个屋子。门也换成了厚实的松木门，刷着清漆，开关时不再吱呀乱响，而是发出沉稳的“咯哒”声。
当一切都收拾停当，我们站在院子中间，打量着这两间簇新的、在春日阳光下仿佛会发光的小平房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它那么小，那么朴素，没有雕梁画栋，没有飞檐斗拱，就是两间再普通不过的农村平房。可对我们而言，它比任何宫殿都要辉煌，都要珍贵！
墙壁是雪白的，屋顶是鲜红的，门窗是光亮亮的。阳光透过玻璃窗，在地上投下明晃晃的光斑，空气里弥漫着石灰水、木料和泥土混合的、崭新的气息。地面平整得能照出模糊的人影，墙角线笔直得像用尺子画出来的。最关键的是，抬头看那严丝合缝的红瓦屋顶，再也不用担心哪一天夜里，会被冰冷的雨水滴醒了！
搬家那天，我们没再放鞭炮，也没请什么人。只是在一个天气晴好的早晨，我和侯仁君，抱着已经会跑会跳、咿呀学语的家栋，推着那辆借来的板车，把我们从柴房带出来的那点简陋家当——几件旧家具，被褥，锅碗瓢盆，还有我那台视若珍宝的蝴蝶牌缝纫机——一件一件，小心翼翼地搬进了新家。
每搬进一样东西，心里那份“苦尽甘来”的踏实感就增加一分。当最后一样东西归位，我们一家三口站在空旷却明亮的堂屋中央时，一种前所未有的、混合着骄傲、欣慰和无限憧憬的情绪，像温暖的潮水，淹没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