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婵音将新房换上了结实的红瓦，装上了雨槽，实现了当初“修好房子”的誓言。生活似乎正朝着更安稳、更有盼头的方向稳步前行。然而，时代的浪潮汹涌而至，从不为个人的悲欢稍有停留。
夏天，像一头被彻底激怒的、喷吐着火焰的巨兽，完完全全地占据了天地。日头不再是春日里那种温存的、带着鼓励意味的照耀，而是变成了白炽的、近乎残忍的曝晒。阳光砸在地面上，溅起一片晃眼的白光，空气被烤得扭曲变形，吸进肺里，滚烫滚烫的，带着尘土和柏油路面被晒化后的、一种令人窒息的焦糊味。树叶都蔫蔫地耷拉着，蒙着一层灰扑扑的尘衣，知了在树上拼了命地嘶叫，那声音不再是夏日的伴奏，倒像是某种濒死的、烦躁不安的哀鸣。
我们的新房，在这样毒辣的日头下，那簇新的红瓦倒是愈发显得鲜艳夺目，雨槽反射着刺眼的白光。屋里因为墙体厚实，加上我特意在前后窗都挂了竹帘，倒也还算阴凉。院子里，兔舍被我搭了厚厚的遮阳棚，里面放了清水盆，兔子们虽也怕热，但还算安生。日子，似乎就在这燥热却平稳的节奏里，一天天往前挪着。
侯仁君所在的村农机站，却像这炎夏里一块被遗忘在角落的、正在悄悄腐烂的木头，散发出越来越浓重的不祥气息。
那农机站，说起来也曾是村里的“先进”单位，红火过一阵子。侯仁君因为会打铁，有点手艺，早些年费了些劲才进去，算是端上了“铁饭碗”，虽只是个集体工，工资也不高，但在当时的农村，已经是份让人羡慕的、稳定的营生。他那些打铁的家伙什儿——敦实的铁砧，磨得发亮的锤子，长短不一的火钳——在他手里使唤了十几年，摸得比自己的孩子还熟。
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这“铁饭碗”里的饭，越来越稀，越来越馊了。
先是站里的机器设备，一年比一年老旧，坏得越来越频繁。县里、乡里拨的维修款，常常是雷声大、雨点小，或者干脆没了下文。零件配不上，有时候为了修一台拖拉机，得东拼西凑，甚至用手工打磨替代，费时费力，效果还不好。
再是管理，越来越混乱。站长是个老好人，没多少主意，下面几个有点资历的师傅，各有各的小算盘。公家的材料、油料，明里暗里往自家倒腾的，不是新鲜事。账目更是一笔糊涂账，谁也说不清到底赚了还是赔了，或者说，也没人真正关心是赚是赔。反正干多干少，工资就那么点，出工不出力、磨洋工的人越来越多。
侯仁君是个闷头干活的老实人，不懂那些弯弯绕，只知道守着自己的铁匠炉子，该打锄头打锄头，该修犁头修犁头。可他也明显感觉到，站里的气氛不对了。活计越来越少，常常一整天没个正经事干，大家就聚在树荫下喝茶、打牌、扯闲篇。发工资的日子越来越不准时，有时一拖就是个把月，拿到手的钱，还常常克扣些莫名其妙的“费用”。抱怨声、牢骚话，像夏日水塘里发酵的气泡，咕嘟咕嘟，越来越多。
孙婵音也偶尔从侯仁君零星的抱怨和越来越差的脸色里，嗅到一丝不安。但她那时正被自家的债务和生意缠得脱不开身，只觉得那是他们单位内部的事，再难，总不至于散了吧？那可是“集体”的，是“公家”的。
可她低估了这股席卷而来的、名为“改革”也名为“破产”的洪流，其势之猛，其力之决绝。
进入盛夏，农机站那点勉强维持的体面，终于连遮羞布都挂不住了。县里下了文件，要对这些长期亏损、资不抵债的集体所有制小企业进行“整顿”和“清理”。风声一传出，农机站里顿时炸了锅。原本就心思浮动的人们，这下彻底没了顾忌。
最后那几天，简直成了明目张胆的抢夺。有人连夜把还能用的工具、零件往家搬；有人把仓库里仅剩的几桶柴油偷偷运走；甚至有人为了争一台破旧的砂轮机差点动起手来。站长早就管不住了，或者说，他自己也揣着明白装糊涂，忙着给自己找后路。那场面，丑陋得让人心寒，昔日那点“集体”的温情和“同志”的称呼，在赤裸裸的利益面前，碎得连渣都不剩。
终于，在那个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的下午，仿佛连知了都叫累了，有气无力地拖长了尾声。农机站那扇锈迹斑斑的大铁门前，稀稀拉拉地站着最后十几个还没捞到多少好处的员工。站长站在一个破凳子上，手里拿着一张盖了红戳的纸，脸涨得通红，不知是热的还是臊的。他咳嗽了几声，声音干涩地宣布：
“……根据上级文件精神……及本站实际情况……经研究决定……东风村农机修配站，即日起，正式解散……所有资产，由乡里派人清算、变卖……所得款项，用于清偿债务及……及发放职工最后遣散费……大家，散了吧……自谋出路……”
他的话断断续续，没什么力气，却被死一般的寂静衬托得格外清晰。下面站着的人，有的面无表情，仿佛早有预料；有的眼神躲闪，带着心虚；有的则满脸愤懑和不甘，低声咒骂着。但没有人出声质疑，也没有人挽留。大势已去，人心早就散了。
侯仁君就站在人群后面，靠着一棵叶子卷曲的老槐树。他穿着那件洗得发白、浸满汗渍的工装，手里拎着个旧帆布包，里面装着他平时用的饭盒和茶杯。他听着站长的话，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那双总是低垂着的、带着疲惫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站长手里那张纸，又慢慢移向那扇他每天进出、此刻却显得无比陌生和讽刺的大铁门，还有铁门后面那片荒草丛生、堆满破烂的院子。
他的“铁饭碗”，就这么，轻飘飘地，碎了。
解散手续办得潦草而迅速。每个人领到了一小叠薄薄的纸币，作为“遣散补偿”，数目少得可怜，大概只够买两袋白面。然后，在一张表格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就算和这个待了十几年的地方，彻底断了关系。
侯仁君最后一个走进那间熟悉的、如今已空空荡荡、只剩下些无法搬走的破烂铁疙瘩的打铁棚。他的铁砧、锤子、火钳，早就被他收拾好，用麻绳捆扎着，放在角落。他走过去，蹲下身，用那双布满老茧和烫伤疤痕的大手，一一抚过那些冰凉坚硬的铁器。铁砧表面被他常年敲打，中间凹陷下去一块，光滑如镜，映出他此刻模糊而扭曲的脸。锤柄被他手掌的汗水浸得油亮，几乎成了他手臂的延伸。火钳的尖端，因为无数次夹取烧红的铁块，有些变形发蓝。
他看了很久，然后，默默地、有些吃力地将那捆沉重的工具扛上肩膀。铁器碰撞，发出沉闷而空洞的声响，在这寂静的废院里，显得格外刺耳。
他就那样扛着他的“吃饭家伙”，低着头，一步一步，走出了农机站的大门，没有再回头。夏日的斜阳，将他孤独而沉重的背影，拉得很长，很长，一直拖到那条被晒得发烫的、尘土飞扬的土路上。
回到家时，天还没完全黑透。夕阳的余晖给我们的新房镀上一层凄艳的红色，像是某种不祥的预兆。
他推开院门，脚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沉重，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又像拖着千斤的镣铐。他没有像往常那样把工具放进杂物棚，而是就那样扛着，径直走到堂屋门口，然后，肩膀一松。
“哐啷——！”
一声巨响。那捆铁器被他直接扔在了坚硬的水泥地上，激起一片尘土，也惊得笼子里的兔子不安地骚动起来。家栋从里屋跑出来，看见父亲阴沉的脸和地上那堆黑乎乎的东西，吓得不敢靠近。
侯仁君看也没看儿子，也没看我。他就那么直挺挺地站在门口，背对着逐渐暗淡的天光，脸埋在阴影里，看不清表情。只有那剧烈起伏的胸膛和粗重得吓人的呼吸声，泄露着他内心此刻可能正在经历的、天塌地陷般的震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