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父住院治疗费用高昂，兄姐弟几家探望时绝口不提分担，将所有经济压力推给孙婵音夫妇。孙婵音尝试沟通无果，家庭会议上众人沉默以对，用无言的默契将沉重负担压在了二房肩上。小家庭经济濒临崩溃，精神备受煎熬。
冬天最冷的那股子劲儿，到底是被农历年关那点虚浮的热闹和开春后迟迟不肯露头的暖意，给一点点磨得没了脾气。风还是冷的，吹在脸上像钝刀子刮，可那冷里，到底少了些刺骨的凛冽，多了些干硬和疲惫。阳光偶尔露个脸，也是惨白惨白的，没什么温度，懒洋洋地照在尚未化尽的残雪和灰扑扑的田野上，显出一种百无聊赖的寂寥。河面的冰，边缘开始发黑、变酥，中午时分能听到细微的、冰层开裂的“咔嚓”声，像是大地在睡梦中不安的呓语。
公公在医院里，已经住了快两个月。命是保住了，导尿管拔了，能自己解手了，那骇人的鼓胀和惨嚎早已成为过去。但人像是被这场大病彻底抽干了元气，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裹在宽大的病号服里，越发显得佝偻渺小。脸色是长久的蜡黄，眼窝深陷，眼神浑浊而迟钝，大多数时间只是呆呆地看着天花板，或者望着窗外那一片单调灰白的天空，很少说话。炎症算是控制住了，但医生说他这病（慢性前列腺炎急性发作）容易反复，以后需要长期服药调理，这次住院，至少还要巩固治疗一两周才能考虑出院。
每一天的延续，都意味着医药费清单上数字的累加。我们那个小小的家庭钱匣，早已空空如也，像一只被掏空了内脏的河蚌，徒留坚硬却冰冷的外壳。侯仁君这两个月的工资，几乎分文未剩，全部填了进去。我的兔子生意，在资金断流的情况下，只能维持最基本的周转，利润微薄得可怜，勉强支撑着家里的日常嚼用和医院里除医药费外的零星开销（比如给公公买点软和的吃食）。
压力，像不断上涨的潮水，已经淹到了我们的脖颈，让人呼吸艰难，眼前发黑。侯仁君的脸上，再也没了刚当上电焊工时那点微弱的光彩，重新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绝望的阴翳。他医院、工地两头跑，像个被上了发条的、疲惫不堪的木偶，沉默地履行着“儿子”的义务，却看不到尽头。他的烟抽得更凶了，那呛人的烟雾，仿佛是他与这个令人窒息的世界之间，唯一的、脆弱的联系。
我知道，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光靠我们两个，就算砸锅卖铁，也填不满这个无底洞。必须有个说法，必须让那些“孝子贤孙”们，至少表个态，哪怕只是象征性的。
在我的再三坚持，甚至带着些破釜沉舟的决绝意味的催促下，侯仁君终于硬着头皮，分别去通知了大哥、大姐、二姐和小弟（由侯仁君去说，总比我这个“外姓”媳妇出面稍好一些），约定在公公病情相对稳定、一个周末的下午，在医院附近找个小茶馆的包间，开一次“正式”的家庭会议。
那天下午，天阴着，铅灰色的云层压得很低，像是憋着一场迟迟不肯落下的雪。茶馆包间里，光线昏暗，弥漫着劣质茶叶的涩味和经年累月的烟油气。一张油腻的方桌，几把吱呀作响的条凳，便是这场“家庭最高级别会议”的全部设施。
人到得出奇地“齐”。大哥侯仁德捂着腰，由大嫂王桂花搀着（她也跟来了，说是照顾丈夫）；大姐和大姐夫；二姐和二姐夫；连一向躲着不见的小弟侯仁勇，也被侯仁君硬从家里拽了来，缩在角落，低着头，仿佛这样就能隐形。婆婆没来，留在医院照看公公。我和侯仁君坐在主位对面，面前摊开一个小本子，上面记录着从急诊到现在，所有我们能记得清的、大致的医疗费用支出，一笔笔，虽然不够精确，但总数触目惊心。
气氛从一开始就凝滞得能拧出水来。没人主动开口，只有粗重不一的呼吸声和偶尔茶杯磕碰桌面的轻响。
我看了看侯仁君，他低着头，盯着桌面上的木纹，手指无意识地抠着桌沿。我知道，指望他开场是不行了。
我深吸一口气，打破了沉默，声音不高，却足够清晰：“今天把大家请来，是因为爹住院快两个月了，病情算是稳住，但后续治疗和出院后吃药，都还要钱。之前的花销，”我指了指面前的本子，“都在这里，是个大概数。钱，是我们二房垫付的，现在家里已经空了。今天，就是想跟大家商量一下，爹这病，是咱们侯家大家的事，后续的费用，还有之前垫付的钱，该怎么处理？”
我的话，像一块石头投进了死水潭，激起了细微却各异的涟漪。
大哥侯仁德立刻“哎呦”了一声，仿佛腰疼突然加剧，他歪着身子，脸上堆起熟悉的、极致的愁苦，抢先开口，定下了基调：
“商量？婵音啊，不是大哥不想商量，是实在没法商量啊！你看看我这腰，被那没良心的（他瞪了小弟一眼）捅了以后，就是个废人了！家里就你大嫂一个人撑着，还有两个孩子张嘴要吃饭，要上学……我们家的难处，你们是不知道啊！别说平摊，就是让我拿出十块八块，我都得去借啊！我……我真是有心无力！”
他一开口，就是诉苦，就是“有心无力”，直接把“出钱”的可能性堵死。
大姐立刻接上，声音尖细，带着哭腔：“大哥说得是啊！我们家也难！孩子正上高中，花费大着呢！你姐夫那点工资，也就刚够糊口，人情往来都不敢走动了！爹这病，我们看着也心疼，可……可实在是拿不出钱来啊！”她边说边用手帕按眼角，仿佛眼泪随时会决堤。
二姐坐得离桌子稍远，用手轻轻扇着风，似乎嫌这包间空气污浊。她没哭，语气却更冷淡：“钱的事，谁不头疼？我们在镇上，开销更大。爹娘以前也没给我们多少帮衬，现在一下子要这么多钱……我们也是普通工人家庭，不是开银行的。能来看看爹，尽点心意，已经是不容易了。”
她的话里，甚至带上了一丝对父母“偏心”的埋怨，仿佛不出钱是天经地义，能来探望已经是额外施恩。
小弟侯仁勇依旧缩在角落，听到提到他，头埋得更低，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见：“我……我刚出来……啥也没有……还欠着债……”
一圈下来，情况“明朗”了：各家有各家的“难”，一个比一个“困难”，一个比一个“无辜”。至于那账本上触目惊心的数字和后续的治疗费，仿佛与他们毫无关系。
侯仁君的脸，因为愤怒和羞辱，涨得通红，拳头在桌下捏得死紧，额头上青筋跳动。可他看着兄姐们那一张张写满了“无奈”和“委屈”的脸，看着他们或哭或叹的表演，那已经到了嘴边的质问和怒火，却像被一块湿棉花堵住了，怎么也发不出来。他只能死死地咬着后槽牙，把所有的憋闷和痛苦，都咽回肚子里，化为一声沉重而压抑的叹息。
我看着这一幕，心里头那点残存的、对他们或许还能讲点道理的幻想，彻底熄灭了，只剩下冰凉的透彻和一种近乎荒谬的冷静。我知道，今天，不可能从他们口袋里掏出一分钱。逼急了，他们只会哭闹得更凶，把场面弄得更加难堪，最后不了了之，甚至反过来指责我们“逼人太甚”、“不念亲情”。
但我也不能就此罢休。至少，要有一个书面的（哪怕是口头的）、在所有人面前达成的“说法”，把责任框定下来，哪怕这个“说法”将来可能是一纸空文。
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不再去看他们那些令人作呕的表演，目光扫过众人，语气平静得有些异常：
“好，大家的难处，我们都听到了，也‘理解’。”
我特意在“理解”两个字上稍稍加重了语气。
“爹的病，还得治，医院催费单不会因为咱们‘难’就不送来。”我顿了顿，看着他们脸上细微的表情变化，继续道，“既然眼下大家都有‘困难’，拿不出钱，那这样行不行：后续的治疗费用，包括爹出院前最后这段时间的药费、检查费，还是暂时由我们二房继续垫付。”
我看到大哥大姐脸上闪过一丝如释重负的轻松，虽然极力掩饰，却逃不过我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