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话锋一转，声音提高了一些，“这垫付，不能是白垫。咱们今天在这儿，把话说清楚：等爹病好出院以后，所有垫付的医疗费用，包括之前我们已经垫进去的，大家再根据各家的实际情况，坐下来‘协商’平摊。该多少是多少，总要有个说法。这个，大家没意见吧？”
我把“协商平摊”四个字，咬得很清楚。
又是一阵短暂的沉默。大哥和大姐交换了一下眼神，二姐夫低头喝茶，小弟依旧装死。
最终，大哥干咳了一声，含糊地应道：“这个……等爹好了再说吧。到时候……再看情况。”
“再看情况”，这是他们惯用的、推脱责任的万能金句。没有承诺，没有期限，一切皆是未知。
但眼下，我也只能抓住这个“空头支票”了。至少，在名义上，在所有人面前，我们二房的垫付，不是“应该的”，而是“暂垫”，是需要“事后协商平摊”的。这或许是我今天能争取到的、唯一一点可怜的“名分”和“道理”了。
“行，那就这么说定了。”我点了点头，没再纠缠。我知道，再纠缠下去，也不会有更好的结果。
就在我以为这场令人作呕的会议即将在一种虚伪的“共识”中结束时，一直没怎么说话的婆婆（之前侯仁君去接她过来，说有事商量），突然开口了。她的眼睛在我们和兄姐弟之间来回逡巡，脸上带着一种混合着精明、算计和某种莫名亢奋的神情，声音尖利：
“钱的事，既然仁君家先垫着，那这钱……得交给我管！”
所有人都愣了一下，看向她。
婆婆挺了挺那干瘪的胸膛，理直气壮地说：“你们年轻人，大手大脚惯了，不懂算计！这么多钱，放在你们手里，我不放心！万一乱花了，或者算不清账，怎么办？交给我，我来管着，去医院交钱也方便，我天天在那儿守着。该花的花，不该花的一分也不多花！等老头子好了，账目清清楚楚，谁也说不着闲话！”
她这话，听起来冠冕堂皇，俨然一副“公正无私”、“为家操劳”的大家长姿态。
侯仁君几乎是立刻就点了头，脸上甚至露出一丝赞同：“娘管着也好，省得我们操心。婵音，你看呢？”
我看着他，心里那股刚刚压下去的寒意，又嗖地冒了上来。交给婆婆管？这个在我们盖房时造谣生事、在家庭风波中偏心挑唆、在金钱面前从未有过公正可言的老太太？
我本能地觉得不妥，非常不妥。这钱交出去，只怕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账目也永远别想“清清楚楚”。
可当我看向侯仁君那带着疲惫和一丝“终于可以卸下点担子”神情的脸，再看看病床上还需要持续治疗的公公，到了嘴边的反对，又艰难地咽了回去。现在反对，势必又会引起一场争吵，婆婆说不定会哭闹不休，指责我信不过她，不孝。而且，侯仁君显然觉得这是个“好办法”。
罢了……我心底叹息一声。眼下最要紧的，是让公公得到治疗。至于钱……走一步看一步吧。只要账目我们心里有数，将来总有对证的时候。
我勉强点了点头，声音干涩：“……行吧。娘管着也行。不过，花销的单据，最好都留着。”
婆婆见我松口，脸上掠过一丝得色，连连摆手：“知道知道！我还能黑了你们的钱不成？都是为了你爹！”
就这样，一个极不公平、隐患重重的“协议”，在各方心怀鬼胎、各取所需的算计中，勉强达成了。我们二房，继续充当“提款机”；兄姐弟几家，得到了暂时的解脱和一张不知何时能兑现的“空头支票”；而婆婆，则如愿以偿地，拿到了财政大权。
从那天起，我们后续从牙缝里省出来、从生意周转中硬挤出来的每一笔医疗费，都变成了一沓沓或新或旧的钞票，经由侯仁君或我的手，交到了婆婆那双枯瘦却握得紧紧的手中。
她每次接过钱，都会就着光线，一张张仔细地查验，慢条斯理地数清楚，然后小心翼翼地放进她那个从不离身的、打着补丁的旧布包里。她的动作庄重而缓慢，仿佛在举行某种神圣的仪式。但她从不主动告诉我们，钱还剩下多少，医院的费用具体是多少，她是怎么安排的。偶尔问起，她便含糊地说：“还用着呢，没多少了。”“医院那边结了一点。”
那笔我们投入了全家希望和血汗的钱，一旦进入她的布包，就像泥牛入海，再无清晰的声息。那布包，成了一个神秘的、不可探究的黑洞。
日子在煎熬中缓慢流逝。也许是持续的用药起了效果，也许是老天爷也不忍看我们再受折磨，公公的病情，到底是一天天好转起来。脸色虽然还是不好，但精神头明显好了些，能自己慢慢坐起来，扶着墙走几步了。医生说，再观察几天，如果稳定，就可以出院回家调养了。
出院那天，是个难得的好天气。阳光终于有了点暖意，风也柔和了许多。兄姐弟几家，像是约好了一般，齐齐出现在医院。大哥（腰似乎也没那么疼了）、大姐、二姐，甚至小弟，都来了。他们簇拥在刚刚换下病号服、还有些虚弱的公公身边，这个扶一把，那个说句宽慰话，脸上洋溢着一种“孝子贤孙”们如释重负的、轻松的笑容。病房里一时间竟有了点“阖家团圆”、“共渡难关”后的虚假温馨。
没有人提起钱。没有人问一句：“老二家垫了多少钱？”“后续怎么算？”
他们仿佛集体失忆了，忘记了那两个月的煎熬，忘记了那沉重的债务，也忘记了茶馆里那个“协商平摊”的协议。他们只记得，父亲病愈出院了，他们是来接父亲回家的“孝顺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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