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父在二房倾尽家财的垫付治疗下，终于病愈出院。然而，家庭会议上达成的“协商平摊”协议，在兄姐弟几家心照不宣的沉默和婆婆对剩余钱款的暧昧管理中，已然成为一纸空文。沉重的债务，并未随着老人的康复而消散，反而如影随形，更添几分被至亲欺骗、利用的寒凉。
夏天，以一种近乎蛮横的姿态，迅速接管了春日的残局。日头变得毒辣，白晃晃地悬在头顶，晒得土地发烫，空气里浮动着灼人的热浪和作物疯长时散发出的、浓烈的青涩气息。蝉鸣从早到晚，不知疲倦地嘶叫着，那声音单调而焦躁，像是给这燥热的季节打着永不停歇的、令人心烦意乱的拍子。只有到了后半夜，才偶尔能有一丝带着凉意的微风，悄悄从田野深处溜出来，拂过滚烫的皮肤，带来片刻虚幻的舒爽。
我们的小院，在这盛夏的蒸腾里，却感受不到多少热烈的生机，反而笼罩着一层驱不散的、沉重的阴霾。那两间红瓦白墙的房子，依旧整洁，却仿佛失去了往日的光彩，变得有些黯淡。菜畦里的菜，因为疏于照料（我的心思全被债务和生意占据），长得有些蔫头耷脑。兔舍里的兔子们倒还安好，可我知道，它们是我现在唯一的、摇摇欲坠的希望所在。
公公是回家了，回到了那座愈发显得破败阴沉的老宅。命是捡回来了，可人也像是被这场大病彻底重塑了，变得更加沉默，更加佝偻，眼神时常空洞地望着某个地方，一坐就是半天。婆婆的“任务”似乎完成了，她不再需要日日奔波医院，脸上那点因为掌管钱财而曾有过的、微妙的亢奋也渐渐平息，恢复了往日那种精于算计却又时常透出疲惫麻木的常态。
我们的小家，却实实在在背负上了一座几乎压垮脊梁的债务大山。之前垫付的医疗费，像一头贪婪的巨兽，将我们家这些年省吃俭用、刚刚积累起来的一点微薄家底，吞噬得干干净净。侯仁君的电焊工工资，在垫付后期费用时就已经预支殆尽；我兔子生意的流动资金和原本计划用于发展的储备金，也全部填了进去。如今，我们除了这栋房子和一群兔子，几乎可以说是一无所有，甚至可能还欠着些零星的小账（比如上次紧急买饲料时赊的款）。
而制造了这座大山的“债主”们——侯家的兄姐弟几家——却仿佛集体得了健忘症，将那场持续了两个多月的煎熬和那笔巨额开销，从他们的记忆里轻轻抹去，不留一丝痕迹。
他们的生活，迅速恢复到了“正常”的轨道。大哥侯仁德，腰似乎也没那么疼了，偶尔还能在村头树下跟人下棋聊天，虽然依旧抱怨日子艰难，但脸色比父亲住院时红润了些。大嫂王桂花，又恢复了东家长西家短的做派，声音洪亮，中气十足。
大姐家的大儿子考上了县里的高中，虽然只是普通中学，但大姐夫妇还是摆了桌酒，请了相熟的亲友，席间谈笑风生，全然不见当初在医院哭诉“孩子上学钱都愁”的凄惨模样。
二姐和二姐夫，依旧过着他们镇上“体面”的职工生活，偶尔回村，也是衣着光鲜，带着城里才有的点心糖果分给邻家孩子，收获一片羡慕的目光。
连刚出狱、一度萎靡不振的小弟侯仁勇，也在家闲晃了几个月后，被一个远房表亲带去外地工地上做小工，据说虽然辛苦，但也能挣点钱糊口了，人似乎也精神了点。
他们各自经营着自己的小日子，有苦有乐，有得有失。唯独对于我们二房，对于那笔沉甸甸的、改变了我们家庭命运的医疗费债务，他们绝口不提，仿佛那从未发生，或者，那本就是我们应该独自承担的义务，与他们毫无干系。
这种刻意的、一致的沉默和遗忘，比直接的争吵和否认更让人心寒，更显出一种深入骨髓的凉薄和算计。
我无法接受这种不了了之。那不仅仅是一笔钱，那是我们夫妻俩起早贪黑、一滴汗水摔八瓣挣来的血汗！是我们对家庭未来的所有规划和希望！更是我们在他们集体退缩时，出于良知和亲情，硬着头皮扛起的责任！
我不能让这笔账就这么糊里糊涂地烂掉。
我挑了个大哥看起来心情不错的傍晚，提着一小篮自家种的、水灵灵的黄瓜（算是找个由头），去了老宅。公公坐在屋檐下打盹，婆婆在灶间忙活。大哥正蹲在院门口抽旱烟。
“大哥。”我走过去，把篮子放下，脸上尽量带着平和的笑容。
“哦，婵音来了。”大哥撩起眼皮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去抽烟，态度不冷不热。
我斟酌着词句，小心翼翼地开口：“大哥，有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爹这病，总算是好了，大家都松了口气。就是……之前住院那些钱，咱们当时说好了，等爹好了再协商平摊。你看，现在爹也出院有段日子了，咱们是不是……找个时间，把账大概拢一拢，看看后面怎么个说法？”
我的语气已经足够委婉，甚至带着点恳求的意味。
可我的话刚落音，大哥脸上的那点平和瞬间消失了，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他猛地抬起头，把旱烟杆往地上重重一磕，烟灰四溅。他瞪着我，眼睛里充满了惊怒、委屈，还有一种被“逼迫”的受害者般的激动，声音陡然拔高，尖利刺耳：
“平摊？说法？孙婵音！你这是什么意思？！当时不是说好了‘以后协商’吗？爹这才好利索几天？你就迫不及待来逼债了？！你是不是想逼死我？！啊？！”
他捂着腰（这次动作格外夸张），脸上肌肉扭曲，声音带着哭腔：“你看看我这个样子！我这个家！我拿什么跟你平摊？你是不是觉得我们日子过得太舒坦了，非要把我们往死路上逼？！我告诉你，要钱没有，要命一条！你们垫钱，那是你们自愿的！是你们孝顺！现在倒来跟我算账了？还有没有天理了！”
他这一通连珠炮似的吼叫，夹枪带棒，倒打一耙，把我噎得一口气堵在胸口，半天喘不上来。我看着他那张因为激动而涨红、写满了“无辜受害”和“蛮横无理”的脸，突然觉得无比荒谬，也无比恶心。
自愿？孝顺？天理？
当初父亲生命垂危、他们集体沉默退缩的时候，“天理”在哪里？我们掏空家底、四处筹措的时候，他们可曾想过这是“自愿”还是“被迫”？
我张了张嘴，想反驳，想讲理。可看着他那一副随时准备撒泼打滚、把事情闹大的架势，我知道，任何道理在这样赤裸裸的流氓逻辑和无赖行径面前，都是苍白无力的。跟他吵，除了引来更多看热闹的人，让彼此更难堪，不会有任何结果。
我闭了嘴，没再看他那令人作呕的表演，默默地提起地上的黄瓜篮子，转身就走。身后，还传来他愤愤不平的嘟囔：“……就知道算计自家人……没安好心……”
第一次尝试，以彻底失败和自取其辱告终。
我不死心，又去找了大姐。还没等我走到她家院门口，远远就看见她正和几个妇人在树荫下纳鞋底说笑。她一抬眼看见我，脸上的笑容立刻僵住，随即低下头，假装没看见，起身拍了拍身上的土，对那几人说了句“家里还有点事”，便匆匆转身进了屋，还把门给带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