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就在他这番激烈的、毫不留情的斥责中，一点点地冷了下去，凉了下去，最后，像一块被投入冰窖的石头，沉到了最深、最暗、也最平静的寒潭底。没有愤怒，没有委屈，甚至连争辩的欲望都没有了。
我知道，再说下去，除了又一场毫无意义、只会让彼此更加难堪的争吵，不会有任何结果。他不会理解，也不会改变。就像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你也永远无法让一个只相信“眼见为实”的人，去理解“人情投资”的价值。
我默默地低下头，不再看他，也不再说话。屋子里只剩下他粗重的喘息声和窗外呼啸而过的风声。
最终，这顿在我看来必不可少的“关系宴”，自然是没有办成。侯仁君以“家庭财政主管”（他自封的）的绝对权威，死死卡住了这笔“冤枉钱”的支出。无论我怎么暗示、怎么从不同角度分析，他都像一块又臭又硬的石头，油盐不进。
腊月二十四，是镇上年前最后一个大集。我骑着摩托车，去置办最后一批年货。经过胡广财常去的那家茶楼时，我看见他和另外两个看起来像是外地客商模样的人，正有说有笑地从里面走出来，钻进了一辆黑色的小轿车。车窗摇下，还能听见他们约着晚上去县里某某酒楼继续谈事。
我的心，又往下沉了沉。
我没有直接回家，而是拐去供销社，咬牙买了些包装还算体面的本地特产——几盒上好的糕点，几条不错的香烟，又回作坊拿了几张品相绝佳的特等兔皮样品，用红纸仔细包了。
第二天，我带着这些东西，先去了县肉联厂。我没找李科长，直接去了采购科办公室，把糕点和香烟放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对当班的一个年轻科员笑着说：“同志，快过年了，一点小心意，给大家添个年味儿。这一年麻烦你们了。李科长要是不在，麻烦您转交一下，就说青山镇孙婵音来拜个早年。”
那科员有些意外，但还是客气地收下了。
接着，我又去了林安镇。找到胡广财的铺子，他正在跟伙计盘点。我把那包着特等皮的红纸包和另外一份糕点递给他，脸上带着歉意的笑：“胡老板，实在对不住，家里最近事多，乱七八糟的，一直没空好好请您坐坐。这点东西，不成敬意，就当提前给您拜年了！感谢您这一年对我们生意的关照！这几张皮子，是刚处理出来的样品，您看看，开春后要是需要，我们就按这个标准给您备货。”
胡广财接过东西，脸上的笑容依旧和煦，拍了拍我的肩膀：“孙婵音，你太客气了！咱们合作这么久了，不说这些。你忙你的，东西我收下了，谢谢啊！皮子不错，开春咱们再细聊！”
他的态度，无可挑剔。可不知怎么的，我总觉得，那笑容背后，似乎少了点往常那种随意和热络，多了几分客气和距离。尤其是当他的目光扫过我带来的、远不足以抵一顿像样宴席的“薄礼”时，那眼神里的细微变化，让我心头那点本就微弱的侥幸，彻底熄灭了。
我知道，我的补救是苍白的，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小动作”。在胡广财这样的人精眼里，大概一眼就能看穿我们家的“格局”和我在这件事上的“力不从心”。关系这东西，就像炉火，需要时不时添柴，才能保持温度。我这点点“薄礼”，就像几根细柴，丢进去，也许能冒点火星，却再也烧不回以往那种可以围炉夜话、坦诚相商的温暖了。
客商们表面客气，但我知道，心里终究是隔了一层。这层隔阂，或许暂时不影响生意，但它像一道细微的裂痕，存在于我们之间。一旦遇到风雨，这道裂痕，就可能成为决堤的缺口。
晚上，我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侯仁君正和家栋在堂屋里看电视里的春节晚会彩排，笑得前仰后合。屋子里暖意融融，灯光温暖，桌上摆着新买的糖果瓜子，一切都透着过年的喜庆和家庭的温馨。
可我看着这一切，心里却只有一片荒芜的冰凉。我默默地洗漱，然后早早躺下。侯仁君看完电视，也窸窸窣窣地上了床，很快发出了均匀的鼾声，似乎白天那场争执，早已被他抛到九霄云外，或者，他根本就没觉得那是什么值得挂心的事。
我睁着眼睛，在黑暗中，听着他熟睡的呼吸声，望着窗外清冷的、泛着寒光的夜空。心底那片悲凉，像墨汁滴入清水，无声地蔓延开来，浸透了四肢百骸。
这个男人，躺在我身边，是我的丈夫，是我儿子的父亲。他能吃苦，有手艺，肯干活，对家庭也有责任感。可是，在关于如何“经营”一份事业、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如何“谋划”更长远的未来这些根本性的问题上，我们之间，却存在着一条永远无法弥合的、令人绝望的鸿沟。他的眼界，真的就像他家老宅那口废弃的老井，只有碗口大，只能看到井底那一小片天，和井壁上湿滑的苔藓。他永远不会明白，井外的世界有多广阔，也不会明白，要走向那片广阔，需要搭建什么样的桥梁，维护什么样的路径。
指望他？指望他在关键时刻能和我并肩眺望、共同谋划？指望他能理解并支持我那些关于人脉、关于投资、关于长远布局的“虚”的想法？
罢了。
我缓缓地、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缓缓地吐出来。那口气，仿佛将心里最后一点残存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和依赖，也一同吐了出去。
我攥紧了被角，指尖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我在心里，用最冷静、也最坚定的声音，对自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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