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在看似平静的忙碌和暗流涌动的焦虑中，不紧不慢地向前碾过。作坊的生意随着季节更替，进入了相对平缓的调整期。我借着这喘息之机，一面调理产后依旧虚弱的身子，一面更加精细地梳理账目，规划着下一阶段的收购与销售。
女儿一天天长大，褪去了初生时的孱弱，变得白白胖胖，咿呀学语，成了我灰暗生活中一抹最鲜亮、最柔软的慰藉。家栋升了年级，学业负担重了些，但依旧懂事，放学后会主动帮我照看妹妹，或者安静地在一边写作业。侯仁君的心思，却显然早已不在这个家里，甚至不完全在作坊里。他的魂，似乎有一大半，都系在了那个被他“成功安置”在工地上的弟弟侯仁勇身上。
起初，他每隔一两天就要打电话去“关心”，后来频率虽然略有降低，但每次通话后，他脸上的表情，却像天气一样变幻不定。有时眉头紧锁，大概是从王工头或其他人那里听到了什么不太中听的反馈；有时又会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如释重负般的轻松，或许是弟弟又平安“混”过了一天；更多的时候，是一种混合着担忧、期待和某种隐隐焦躁的复杂神色。
然而，渐渐地，这种复杂神色开始发生变化。担忧和焦躁似乎在消退，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越来越明显的、带着点诧异、又掺杂着些微惊喜和欣慰的表情。他开始偶尔在饭桌上，或者在我哄孩子时，用一种故作平淡、实则掩不住话里话外那点“与有荣焉”的语气，提起他弟弟。
“今天给王工头打电话，王工头说，仁勇最近……表现还行，眼里有活。”他说这话时，眼神闪烁，似乎自己也不太确定这“眼里有活”具体指的是什么，但“表现还行”这几个字，显然让他紧绷的神经松弛了不少。
又过了些日子，他的语气变得更加活络起来：“嘿，没想到，仁勇那小子，还挺会来事。听说工地上有个姓李的老板，是做土方和小工程的，仁勇不知怎么就跟李老板搭上话了，帮着跑跑腿，传传话，李老板好像……还挺赏识他。”
“赏识？”我正在给女儿喂米糊，闻言抬起头，看了他一眼。他脸上那种混合着惊讶和隐隐得意的神情，让我心里咯噔一下。侯仁勇那种人能得到的“赏识”，会是什么性质的？我几乎不用细想就能猜到七八分。
果然，后续的消息，像渐渐沥出的污水，一点点证实了我的猜测。
侯仁勇在工地上，确实没有老老实实地去搬砖扛水泥。他那副身板，或许能吃得了一时苦，但他那颗早已被惯坏、善于钻营取巧的心，却绝不甘于一直待在社会最底层、出卖最廉价的劳动力。他像一条嗅觉灵敏的泥鳅，迅速在工地那个相对封闭而又等级分明的小社会里，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生存的缝隙和攀附的对象。
他很快摸清了工地上的权力结构和人际关系。谁是说了算的大老板，谁是管事的工头，谁又是手底下有点小权、可以行个方便的小头目。更重要的是，他摸清了这些人的脾气和喜好。哪个工头喜欢听奉承话，哪个小老板好一口酒，哪个材料员爱占点小便宜……他都“门儿清”。
于是，人们渐渐发现，那个新来的、据说有点“关系”的侯仁勇，很少出现在尘土飞扬、汗流浃背的施工一线。他的身影，更多是出现在工棚办公室附近，或者跟着某个小老板的摩托车、小货车后面。他手里时常拿着包明显高于他消费水平的香烟，见人就散，脸上永远挂着那种过分热络、甚至有些谄媚的笑容。他腿脚勤快，端茶递水不用人吩咐；嘴巴更“勤快”，好听的话像不要钱似的往外倒，专拣人爱听的说。哪个老板咳嗽一声，他可能就“恰好”买了润喉糖；哪个工头抱怨了一句天气热，他第二天就可能“顺便”带个西瓜来。
尤其是那个李老板——一个四十多岁、有些谢顶、主要接些小型土方和房屋基础工程的包工头。此人好面子，喜欢听人奉承，也喜欢身边有个“机灵”的跟班使唤。侯仁勇不知用了什么法子，很快就精准地“贴”了上去。李老板抽烟，他点火的动作比谁都利索；李老板说话，他在旁边点头哈腰的幅度比谁都大；李老板要去哪里，他鞍前马后，跑得比谁都勤快。更“机灵”的是，他似乎很懂得“投其所好”和“把握分寸”，送的礼不贵重却显得贴心，说的话不肉麻却搔到痒处，办事（主要是跑腿、传话、买东西）又显得利索可靠。
很快，李老板看他的眼神就不一样了。从一个可有可无、靠哥哥面子塞进来的小工，变成了一个“有点眼力见”、“会办事”的“自己人”。开始让他帮着去材料市场询询价，去送送不太重要的单据，甚至偶尔让他经手一些小额的现金往来，记点简单的流水账。侯仁勇自然是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将这些“差事”办得滴水不漏（至少表面如此），越发赢得了李老板的信任和“青睐”。
当侯仁君再次从某个渠道（或许是侯仁勇自己打电话回来炫耀，或许是王工头略带无奈地提及）得知这些“进展”时，他脸上的表情，彻底从最初的担忧和不确定，变成了一种实实在在的、甚至有些夸张的欣慰和得意。
那天晚上，他难得地没有一吃完饭就躲到一边去，而是坐在堂屋里，点了一支烟，深吸一口，然后吐着烟圈，用一种刻意压低、却又难掩兴奋的语气对我说：“哎，你听说了吗？仁勇那边，现在混得可以啊！”
我正抱着昏昏欲睡的女儿轻轻拍着，闻言眼皮都没抬，只淡淡地“嗯”了一声。
他似乎对我的冷淡反应有些不满，提高了些声音：“那个李老板，就是我跟你说过的，做土方的那个，现在可看重仁勇了！出去谈事都经常带着他，还让他帮着管点账、跑跑材料！这可不是谁都能有的机会！这说明什么？说明仁勇这小子，还是有点灵性的嘛！这不就上道了？总算没白费我一番苦心！”
他说着，脸上甚至露出了一丝类似“孺子可教”、“与有荣焉”的笑容，仿佛弟弟的“成功”，是他这个哥哥教导有方、安排得当的直接成果。
看着他这副沾沾自喜、完全看不清本质的模样，我心里那点残存的、或许不该有的、试图提醒他的念头，又冒了出来。我停下拍孩子的手，抬起头，看着他被烟雾笼罩的、带着得意神色的脸，尽量让声音听起来平静而理智：
“灵性？上道？侯仁君，你管阿谀奉承、溜须拍马叫‘灵性’？管围着老板打转、不干正经营生叫‘上道’？他那套是歪门邪道！不是凭真本事、真技术吃饭！是靠讨好别人、钻营关系换来的临时好处！这种路子，能走多远？能走多久？李老板今天赏识他，是因为他会来事，能让自己舒服；明天要是遇到个更会来事的，或者他自己捅了娄子，李老板还会这么‘看重’他吗？你得提醒他，趁现在有机会，跟着老师傅学点实实在在的技术，哪怕学点看图纸、算土方，都比搞这些虚头巴脑的强！那才是安身立命的正道！”
我的话音落下，堂屋里瞬间陷入一种尴尬的寂静。只有女儿均匀细微的呼吸声，和窗外隐约的虫鸣。
侯仁君脸上的笑容僵住了，慢慢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被冒犯、被质疑后的恼怒和鄙夷。他掐灭了烟，用那种我早已熟悉的、带着居高临下和不耐烦的眼神斜睨着我，鼻孔里轻轻哼了一声：
“孙婵音，我说你这人，怎么老是这么死脑筋？什么歪门邪道，什么真本事？现在这世道，能接到活，能赚到钱，那就是本事！就是硬道理！你那种老黄牛一样埋头苦干、老实巴交的做法，早就不吃香了！你看仁勇，这才多久？就从一个小工，混到了能跟着老板跑、能管点事的地步！这效率，比你吭哧吭哧干几年不强？他这叫适应社会，叫头脑灵活！你懂什么？！”
他顿了顿，似乎觉得自己的话还不够有说服力，又补充道，语气里带着一种莫名的优越感和对我不识时务的嘲讽：“我告诉你，现在外面都这样！关系比技术重要，会来事比会干活吃香！你守着作坊那一亩三分地，搞你那些‘质量第一’、‘信誉至上’的老一套，也就糊弄糊弄那些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真正做大生意的，哪个不是靠关系网、靠人脉？仁勇这条路，说不定就走通了！到时候，他还得拉我一把呢！”
我被他的话噎得胸口发闷，喉咙里像堵了一团浸了冰水的棉花，又冷又胀，半个字也说不出来。不是无力反驳，而是彻底失去了反驳的欲望和意义。
道不同，不相为谋。
不，不仅仅是“道”不同。是我们对这个世界最基本的运行逻辑、对“成功”和“本事”最根本的认知，存在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在他看来，只要能获取短期利益、占据一时优势，无论手段如何，都是“本事”，都是“灵活”；而在我看来，没有坚实根基和真才实学支撑的“成功”，就像沙上筑塔，水面浮萍，一场风雨就会彻底崩塌消散。
看着他脸上那副“世人皆醉我独醒”、“弟弟即将飞黄腾达”的自信模样，我心里没有任何愤怒，只有一种更深沉的悲凉和一种近乎预知的、冰冷的了然。我仿佛已经清晰地看到，侯仁勇正踩着那根由谄媚和钻营编织而成的、看似光滑实则脆弱不堪的“歪藤”，颤颤巍巍地，朝着一个虚妄的“高处”攀爬。而侯仁君，不仅不制止，反而在下面拍手叫好，甚至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借着这根“歪藤”的力，自己也往上爬一爬。
他们完全看不到，或者选择不去看，那“高处”之下，是万丈深渊。
事情的发展，果然朝着我最不愿看到、却也最意料之中的方向，加速滑去。
得到了李老板的“青睐”和初步信任后，侯仁勇的“事业”仿佛一下子打开了新局面。他不再满足于仅仅做个跑腿跟班。他开始利用自己“李老板身边红人”的身份，以及侯仁君当年在建筑行业里残留的那点“技术过硬”、“修过大桥”的微末名声（虽然这名声早已因他后来的短视和固执而蒙尘），开始尝试接触一些更“核心”的业务。
李老板手底下偶尔有些零星的小工程，比如谁家盖个偏房、修段围墙、挖个化粪池之类，技术含量不高，利润也薄，大工头看不上，但又需要人去盯。侯仁勇便瞅准机会，在李老板面前拍着胸脯，说自己二哥（侯仁君）当年是多牛的技术大拿，什么工程都能拿下来，现在他虽然不在一线了，但自己跟着二哥也学了不少，完全可以代表二哥来接手这些小活，保证干得漂亮，价格还实惠。
李老板或许是被他忽悠得有些晕头转向，或许也是觉得这些鸡零狗碎的活计找人麻烦，交给这个“机灵”又“有点背景”（他以为的）的跟班去折腾，既能省心，又能卖个人情，便半推半就地应允了。
于是，侯仁勇摇身一变，从“跟班”变成了“小包工头”。他打着侯仁君的旗号，在外面接洽活计：“我二哥，侯仁君，知道不？当年县里那座大桥的电气焊接就是他带队干的！技术那是没得说！现在他忙大生意，这些小活就交给我来打理，但技术把关、人员调配，那都是我二哥在后面指挥！你们放心，绝对保质保量！”
他还真就凭着这张嘴和那点虚名，加上李老板偶尔的“背书”，陆陆续续揽到了几个小工程。虽然都是些上不得台面的零碎活，但在他和某些不知情的人看来，这已经是“事业起步”、“独当一面”的标志了。
侯仁君对此的态度，更是令人玩味。他最初听到风声时，或许还有些愕然和隐约的不安，但很快，这种不安就被另一种更强烈的情绪所取代——默许，甚至，是某种程度的得意。
当有人（比如以前建筑队的旧相识）半开玩笑地问他：“仁君，听说你弟弟现在也出来接工程了？还打着你的旗号？可以啊，你们侯家兄弟这是要齐头并进啊！”
侯仁君往往不会正面否认，反而会含糊地应着，脸上带着一种既想谦虚、又掩不住那点虚荣的笑容：“嗨，小孩子瞎折腾，我哪儿管得了他。不过他要是真能干点正事，我也省心不是？”
那语气，那神态，仿佛弟弟的成功，就是他成功的延伸；弟弟的“长进”，就是他这个哥哥教导有方、余威尚存的证明。他甚至可能在心里暗暗觉得，弟弟这套“借势”、“打旗号”的做法，虽然有些取巧，但也不失为一种“聪明”，一种“活络”。比起我这个只会埋头苦干、不懂变通的妻子，弟弟似乎更“有出息”，更“像他侯家的人”。
而我，冷眼看着这一切像一场荒诞的戏剧般上演，心里的不安却像野草一样疯长。侯仁勇接的那些工程，我不用去看，也能猜到质量如何。一个根本没有技术底子、全靠钻营和忽悠的人，怎么可能管得好工程质量？他打的那些旗号，借用的是侯仁君那点早已消耗得差不多的名声，这无异于饮鸩止渴，是在透支最后一点可怜的信用。一旦某个小工程出了纰漏，或者他的忽悠被揭穿，不仅他自己会立刻现原形，连带着侯仁君那点残存的名声，也会被彻底拖下水，甚至可能引来不必要的麻烦和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