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仁勇那副鼻青脸肿、浑身挂彩的模样，被人从门板上卸下来，扔回那间临时搭建、用来囤积“战利品”蔬菜、此刻却更像简易病房的棚屋里时，他整个人，连带着他那些虚妄的野心和可笑的威风，就彻底蔫了，瘪了，像一只被顽童用树枝捅破了鼓膜、又狠狠踩了几脚的癞蛤蟆，徒劳地张着嘴，却只能发出“嗬嗬”的、漏气般的呻吟。
棚屋里光线昏暗，弥漫着一股子汗味、血腥味、还有角落里堆放的蔫白菜散发出的甜烂气味，几种味道搅和在一起，形成一种令人作呕的、象征衰败与绝望的独特气息。侯仁勇蜷缩在唯一一张还算完整的行军床上（这还是他“风光”时置办的），身上盖着条辨不出颜色的薄被。露在外面的脸，肿得像个发酵过头的紫皮馒头，眼睛眯成两条缝，眼角、嘴角都凝结着黑红的血痂。稍微动一下，牵动身上的伤处，他便龇牙咧嘴，喉咙里发出嘶哑的痛哼。
他不再是那个在乡道上横冲直撞的“侯阎王”，也不再是那个在集市上颐指气使的“菜霸”。此刻的他，就是一堆会呼吸的、带着痛楚的肉，是村里最新鲜、也最狼狈的一则笑话。往日的跟班，狗子、强娃之流，早就不知躲到哪个犄角旮旯去了，连个探病的影子都没有。所谓“兄弟”，薄得像层窗户纸，一捅就破，风一吹，连纸屑都寻不见。
最先炸开锅的，自然是婆婆。从看到儿子惨状的那一刻起，她的哭嚎就没停歇过，那声音时高时低，时缓时急，像一出走了调又拉长了的老旧悲戏，没完没了地在侯家那片区域上空盘旋。
她先是拍打着大腿，对着县城的方向，用尽她所能想到的最恶毒的语言，咒骂那个“天杀的汉哥”、“黑心烂肺的土匪”、“断子绝孙的恶霸”，仿佛她儿子不是去抢人生意、动手打人在先，而是个无辜受害的良民，被万恶的黑势力无故欺凌。那愤慨，那悲痛，情真意切，若是不知道前因后果的外人听了，还真要掬一把同情泪。
骂完了“外人”，那满腔无处发泄的邪火与恐慌，便开始转向内部。她端着药碗（不知从哪儿弄来的偏方草药，熬得黑糊糊一碗），一边用勺子试图撬开儿子紧闭的牙关，一边便开始数落，那调子又变成了恨铁不成钢的埋怨：
“你说你！啊？仁勇！妈跟你说过多少回？做事要稳当，要留余地！你就是不听！非要去逞那个能，出那个头！现在好了吧？让人打成这样！钱没挣着，车也毁了，人也……唉！”她抹一把并不存在的眼泪，“你那帮子朋友呢？啊？平时吃你的喝你的，关键时候，有一个顶用的吗？都是些喂不熟的白眼狼！”
侯仁勇紧闭着眼，牙关咬得更紧，不知是疼的，还是被他妈这些话刺的。这些道理，他现在躺在病床上，浑身剧痛，比谁都明白，可从他妈嘴里说出来，配合着那嗡嗡嘤嘤的哭腔，只让他觉得更加烦躁和绝望，像无数只苍蝇在耳边盘旋。
婆婆见儿子不搭腔，数落得更起劲，从他不听老人言，说到他心高气傲，再说到他结交匪类……翻来覆去，车轱辘话。仿佛只要把所有的错都推到儿子“不争气”和“交友不慎”上，就能掩盖她自己也曾在儿子“风光”时推波助澜、享受那份虚妄荣光的事实，就能减轻她内心那巨大的失落和恐惧——对失去依靠、对未来无着的恐惧。
然而，这种内部“检讨”持续了没两天，婆婆那急需寻找宣泄口和替罪羊的思维，便如同溃堤的洪水，找到了一个她认为“安全”且“合理”的方向——我，孙婵音。
或许是因为我那日渐红火的合作社，与她儿子此刻的惨状形成了太过鲜明的对比；或许是因为我从未像其他人那样，对她儿子的“事业”表现出敬畏或羡慕；又或许，仅仅是因为我是这个家里她唯一还能、还敢（在她看来）随意拿捏和指责的“外人”。
于是，某天下午，当我在自家院里，就着傍晚还算明亮的天光，仔细核对着合作社这个月的兔毛出货单和货款账目时，婆婆那特有的、带着哭腔后缀的指桑骂槐，便隔着不算高的土墙，清晰地飘了过来。
她似乎是在院子里晾晒什么，竹竿拍打被褥的“啪啪”声，和她那拔高了调门的自言自语混杂在一起：
“哎哟喂，这世道啊，真是人心隔肚皮！自家人倒霉，有些人倒好，关起门来过自己的小日子，红红火火，跟没事人一样！啧啧，心肠硬得跟石头似的！”
“要我说啊，这家宅不宁，财运不顺，有时候啊，未必是自家人不争气，保不齐是外头来的，八字不合，命里克着呢！娶妻不贤，毁三代哦！”
“我们仁勇以前多顺当一个人？怎么自从……唉，有些话我也不好说，说了人家也不爱听，嫌我老婆子嘴碎！可这事实摆在眼前哪！好好的生意，说垮就垮；好好的人，说打就打……这不是走了背字，撞了邪是什么？克夫克子克兄弟的命，谁沾上谁倒霉！”
那声音不大不小，刚好能让我听得清清楚楚，却又带着一股子“我在自己家说话，又没指名道姓”的无赖劲儿。
我握着钢笔的手，连顿都没顿一下。笔尖在粗糙的账本纸张上划过，发出“沙沙”的轻响，一个个数字，一笔笔款项，清晰而实在。比起墙外那套陈腐不堪、毫无逻辑的迁怒与诅咒，这些数字所代表的东西——社员们交来的优质兔毛，客户们按时支付的货款，合作社账面上稳步增长的数字——才是真实不虚的，才是我安身立命的根本。
我把她的哭骂，当成了夏末恼人却无甚危害的野蜂嗡嗡，或者隔壁谁家没调好频的收音机杂音。心思，全在账本上。这一批兔毛成色好，卖出了不错的价钱；下个月有几家老客户要加大订单，得提前通知社员做好准备；货款要尽快结算给社员，信誉比金子还重要……
墙外的声音，骂了一阵，见我这头毫无反应，既没有跳出来对骂，也没有心虚气短的样子，大概自己也觉得没趣，又或者骂累了，渐渐低了下去，最终只剩下几声装模作样的咳嗽和叹息。
我合上账本，揉了揉有些发涩的眼睛，心里一片澄明。有些人的恶意，就像这夏末的蚊子，你越理会，它叮得越起劲；你不理它，它嗡嗡一阵，找不到下嘴的地方，自然也就消停了。
然而，我显然低估了婆婆那被现实逼到墙角后、所能激发出的“应变”能力，以及她那套根深蒂固的、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生存哲学。哭骂撒泼无效，她竟在短短两天后，使出了一招让我始料未及、又啼笑皆非的“新战术”。
那是一个闷热的午后，蝉在树上声嘶力竭地叫着，空气粘稠得仿佛能拧出水来。我刚从兔舍巡查回来，身上还带着点兔粪和干草混合的气味，正打水准备冲洗。院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了。
我抬头一看，愣住了。
只见婆婆挎着个竹篮子，站在门口，脸上堆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极其不自然的笑容。那笑容像是用浆糊硬贴在脸上的，肌肉僵硬，嘴角的弧度弯得十分勉强，眼神飘忽不定，既想做出亲热的样子，又掩不住底下的算计和一丝难堪。她身上穿着件半新不旧的褂子，头发难得地梳得整齐，还别了根黑色的发卡。
这做派，这神情，活脱脱像旧戏文里，那平日里刻薄吝啬、突然有求于人时，便强装出和善面孔的势利亲戚。
“婵音啊，忙着呢？”她开口，声音刻意放得柔和，却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试探，像踩在结了一层薄冰的河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