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继续慢条斯理地说，语气甚至算得上“客气”：“合作社呢，看着红火，其实就是个小本经营，赚的都是辛苦钱。里头的规矩多，活儿也细，讲究的是个实在和勤快。小弟呢，您也说了，是做‘大事’的人，心气高，见识广。我们合作社这些喂兔子、剪兔毛、跑腿算账的琐碎活儿，恐怕他看不上，也干不来。到时候，他干着憋屈，我看着也为难，反而伤了和气。您说是不是这个理？”
我这番话，说得滴水不漏。既点明了合作社的实际情况（小本经营，规矩多），又“抬高”了侯仁勇的身份（做大事的人），最后还扣了顶“为家庭和气着想”的高帽。实则，每一句都在拒绝，每一句都在划清界限。
婆婆的脸，由白转红，又由红转青，胸口剧烈起伏，显然气得不轻。她大概以为，她放下身段，好言好语来求，我再怎么不情愿，看在“一家人”的份上，总该给几分面子，敷衍也应承下来。没想到我如此不留情面，软钉子碰得她生疼。
她张了张嘴，似乎想拿出往日撒泼打滚、胡搅蛮缠的那一套，破口大骂。可就在她刚要发作的瞬间，她的目光，无意中又扫过了我院子里那些堆积的、散发着柔和光泽的兔毛捆，扫过了几个正好来交兔毛、见到她在场有些拘谨但依旧热情跟我打招呼的合作社社员，扫过了我这虽不豪华却整洁有序、透着勃勃生机的小院。
那即将冲口而出的骂语，被她硬生生地，咽回了肚子里。像吞下了一块烧红的炭，烫得她喉咙发紧，眼睛都有些发红。
她终于清醒地认识到（哪怕只有一瞬间），眼前这个儿媳，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可以任由她拿捏、看脸色过日子的孙婵音了。我有了自己的事业，有了自己的根基，有了拥护我的人。她那些撒泼耍横的手段，在我这里，不仅没用，可能还会自取其辱，让她在村里更丢脸。
“……好，好……”她连着说了两个“好”字，声音有些发颤，不知是气的还是别的什么。她猛地一把抓起桌上那篮被她当作“敲门砖”的蔫青菜，动作之大，把篮子里的萝卜都颠出来一个，骨碌碌滚到地上。
她没去捡，只是狠狠地剜了我一眼，那眼神里充满了怨毒、不甘，还有一丝掩藏不住的、大势已去的惶然。然后，她一句话也没再说，提着篮子，转身，几乎是踉跄着，冲出了我的院子。那背影，仓皇而狼狈，像只被打断了腿的老母鸡。
自始至终，侯仁君就在院子另一头的墙角下，蹲在那里，佝偻着背，手里拿着一把旧锄头，假装在一下一下地、认真地修理着锄柄。从婆婆进门，到献殷勤，到提要求，到我拒绝，再到婆婆气冲冲离开，整个过程，他连头都没有抬一下，仿佛整个人都沉浸在那把破锄头里，成了院子里一尊无声的、灰扑扑的背景雕塑。
只有在他母亲最后离开时，他那握着锄柄的手，几不可察地，微微收紧了一下，手背上的青筋跳了跳。但也仅此而已。他没有看我，也没有说任何话。
我看着他这副鸵鸟样子，心里那点因拒绝婆婆而起的波澜，也彻底平息了。也好。恶人，总得有人来当。这“靠己”的路上，注定不会一帆风顺，注定要面对各种亲情的绑架、道德的指责、利益的算计。今天，是我站出来，干净利落地，把这第一次明目张胆的“算计”挡了回去。
我知道，这绝不会是最后一次。但只要我自己立得正，站得稳，手里有实在的活计，心中有不变的信念，任他东南西北风，我自岿然不动。
这“恶人”，我当得，也当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