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我在东北一个机械厂工作。”严组长说，“厂里有个八级钳工，姓周，技术全厂第一。但他有个问题——爱喝酒，喝了酒爱说怪话。那年搞运动，有人要整他，说他‘对社会主义不满’。”
“后来呢？”
“厂党委保下了他。”严组长说，“不是因为偏袒，是因为当时厂里接了个重要任务——给大庆油田加工一批特种钻头。全国只有三个人能做，他是其中一个。”
他顿了顿：“任务完成了，大庆出油了。周师傅后来戒了酒，带了十几个徒弟，现在那些徒弟都是各厂的骨干。”
他看着组员们：“我想说的是：人都有缺点，但要看大节。技术人才，尤其是稀缺技术人才，该保护的时候要保护。这不是包庇，这是为国家着想。”
会议室安静下来。
“那陈建国……”女组员试探地问。
“陈建国同志的做法，有创造性，也有风险。”严组长说，“我会如实向市里汇报。但在结论出来前，工作组不干预他的工作。”
他站起身：“散会。”
消息传到陈建国耳朵里，是傍晚。
阎埠贵气喘吁吁跑来：“陈组长！工作组内部有分歧，但严组长好像……倾向于肯定咱们的做法！”
陈建国并不意外。
他赌的就是一点：在国家建设面前，纯粹的政治狂热会让位于实际需要。
他赌对了。
至少暂时对了。
“易师傅那边怎么样？”他问。
“还在赶工。”阎埠贵说，“那个零件好像很急，他两天没合眼了。”
“我去看看。”
陈建国来到技术服务社。易中海还在工作台前，但动作明显慢了，手在微微发抖。
“易师傅，歇会儿吧。”
“马上好……”易中海声音虚弱。
陈建国走过去，看见他脸色苍白，额头冒虚汗。
“你病了？”
“老毛病，胃疼。”易中海咬牙，“吃完药就好。”
陈建国不容分说，夺过他手里的工具：“小张！送易师傅去医院！”
“陈组长，零件……”
“我来。”陈建国看着图纸，“告诉我，下一步怎么做。”
易中海愣住了：“您……您会？”
“学过一点。”陈建国挽起袖子，“在部队的时候，跟军工师傅学过车工。说吧。”
易中海看着这个年轻的街道干部，忽然鼻子一酸。
他指了指图纸：“这里，精车外圆，公差正负0.005……”
陈建国点点头，开动机床。
他的手很稳。虽然不如易中海熟练，但基本功扎实。
易中海在旁边指导，小张和小刘也围过来。
一个街道干部，三个工人，在灯光下一起完成这个精密零件。
深夜十一点，最后一个工序完成。
测量，合格。
“成了。”陈建国放下工具，擦了把汗。
易中海看着他，许久，说了一句话：“陈组长，贵州那边……我去。”
陈建国转头看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