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秋的“名人录”里，郑国大夫伯有绝对是个“显眼包”——性格暴烈得像炮仗，一点就炸，骄纵傲慢的劲儿更是直冲天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典型的“职场作死范本”。早在“弭兵之会”刚结束那会儿，晋国正卿赵武就精准预判了他的结局，堪称春秋版“预言家”。
那次会盟后，赵武从宋国回晋国，路过郑国。郑简公知道这位是中原霸主国的实权人物，不敢怠慢，特意在垂陇这地方摆了桌豪华宴席招待他。为了撑场面、表敬重，郑简公直接把郑国“七穆”——子展、伯有、子西、子产这帮顶级贵族全叫过来作陪。这阵仗，相当于现在请领导吃饭，把公司所有高管都喊来站台，赵武的面子算是给得足足的。
酒过三巡，赵武心情不错，端着酒杯说：“能一下子见到君侯手下七位栋梁，这是我的福气。不如各位都赋诗一首，让我听听你们的志向？”这在当时是高端社交的标配，跟现在酒桌上“来首歌助助兴”一个意思，只不过人家玩的是文化。
七位大夫依次上阵，轮到伯有时，他选了首《鹑之贲贲》。这诗本身没毛病，但架不住伯有念的时候情绪太到位，满是对国君的怨气。赵武一听就皱了眉，当场就泼了冷水：“床上跟老婆说的私房话都不能随便往外传，何况这是大庭广众的野外？这种抱怨的话，不该在这儿说。”场面一度十分尴尬，伯有却跟没听见似的，依旧一脸傲娇。
离开郑国的路上，赵武就跟身边的叔向吐槽：“伯有这小子，恐怕活不长了。诗歌是用来表达真心的，他倒好，当着人家国君的面，用诗公开骂国君，这种人能长久吗？就算运气好不死，也肯定得卷铺盖跑路。”
叔向深表赞同：“你说得太对了。这货骄奢得没边，老话说‘活不过五年’，指的就是他这种人。”可惜这俩“预言家”的话，伯有压根没放心里，该咋嘚瑟还咋嘚瑟。
后来伯有代表郑国去黄崖慰问鲁襄公和宋平公，态度依旧傲慢得像欠了他百八十两黄金。鲁国大夫叔孙豹私下里跟人嘀咕：“这伯有要是不受惩罚丢了小命，肯定得给郑国惹大祸。恭敬是教化百姓的根本，他倒好，直接扔垃圾桶里了。就这德行，还想守着祖宗的家业？郑国人要是不收拾他，早晚得被他连累。”这话算是把伯有的隐患说透了，但郑国人当时还没腾出功夫搭理他。
黄崖的宴会结束后，鲁襄公和宋平公正往楚国赶，刚到汉水边上，就传来了楚康王去世的消息。俩国君这才恍然大悟——难怪郑简公之前不等他们就先走了，原来郑国大夫裨灶早就算出楚康王要驾崩，郑简公是提前去奔丧占位置了。这裨灶堪称春秋“第一神算子”，算卦精准度比现在的天气预报还靠谱。
虽然楚军没拦着他们入境，但俩国君犯了难：来时没准备丧葬礼品，空着手去吊唁，实在说不过去。商量来商量去，决定先回国备礼，改日再去。
随行的鲁国人叔仲昭伯嫌来回折腾麻烦，抱怨道：“咱们是来跟楚国建交的，又不是专门来给楚王奔丧的，直接去朝见新君不就完了？”
另一位大夫子服惠伯却反驳：“君子才会考虑长远，小人只盯着眼前。现在咱们自己都快饥寒交迫了，哪有心思管楚国的事？大王还是先回去吧。”
叔孙豹这时跳出来点评：“叔仲子这思路，能当大官了；子服子还得再练练。”荣成伯也附和：“考虑长远的才是忠臣，大王得听叔仲子的。”鲁襄公被说得动了心，决定继续往楚国走。
这边鲁国国君拍板前进，那边宋国大夫向戍却站在了子服惠伯一边。他劝宋平公：“咱们是冲楚王来的，不是冲楚国来的。现在宋国正闹灾荒，老百姓都快饿死了，哪还有精力管楚国的闲事？不如先回去安抚百姓，等楚国新君上位了再说。”宋平公觉得这话在理，当即掉头回了宋国。春秋时期的诸侯就是这么现实，自家的事永远比别人家的重要。
楚康王死后，太子熊员继位，也就是楚郏敖。新君刚上台没几天，令尹屈建又病死了。楚郏敖大概是觉得自家人靠谱，直接任命叔叔公子围当令尹。他没意识到，这步棋相当于把老虎放进了羊圈——公子围早就对王位虎视眈眈，这个任命刚好给了他夺权的资本。
公元前544年，吴王余祭瞅着楚国忙着办丧事，没空管东边的事，突然出兵攻打邻居越国，抓了一大帮俘虏。吴王大概是觉得这些俘虏不用白不用，直接把他们安排到吴国的船坞看战船，活脱脱把越国当成了免费劳动力供应站。
越国这地方，在现在的浙江南部，跟吴国是老邻居，后世叫“吴越之地”。它以会稽山为中心，早在夏商时期就有部落了，但一直没成气候。周朝建立后，越国因为实力太弱，连诸侯都算不上。后来楚国被吴国欺负得没办法，才想起扶持越国当“小弟”，用来牵制吴国。在楚国的帮助下，越国才总算整合部落，建立了统一的国家，首任国君叫夫谭。不过那时候越国国力实在拉胯，根本打不过吴国，夫谭连王都不敢称。即便如此，吴国还是没放过它，缺人了就去抓，把越国当成了自家的奴隶工厂。
吴王余祭这次抓人，犯了个致命错误——忘了占卜。在春秋时期，打仗、抓人这种大事都得先算一卦，看看吉利不吉利。余祭偏不信这个邪，结果真就栽了。那些越国俘虏表面上乖乖看船，心里却憋着一股气。有一天余祭去船坞视察，俘虏们趁机发难，当场把他给杀了。这位吴王也算是死得憋屈，没战死在沙场，反倒死在了俘虏手里。
余祭一死，按规矩该由夷昧继位。夷昧大概是受了“禅让”文化的影响，非要把王位让给弟弟季札。可季札这时候正忙着在中原各国搞外交，为了让吴国跟中原接轨，他跑遍了诸侯各国，说啥也不肯回国继位。夷昧没办法，只好自己坐上了王位。他还算听话，采纳了季札“休养生息”的策略，不再对外打仗，专心搞内政。
吴国一罢兵，吴楚之间的矛盾暂时缓和了，“弭兵之会”带来的和平总算在中原地区多撑了几天。但平静的表面下，暗流早就汹涌起来——各国国君和公卿之间的内斗开始愈演愈烈，春秋乱世算是进入了“窝里斗”的新阶段。
第一个跳出来跟国君叫板的，是鲁国正卿季武子。鲁襄公去楚国聘问的时候，季武子趁机利用职权，把卞邑变成了自家的私人领地。这操作跟现在的官员趁领导出差，把公家的地盘划到自己名下没啥区别，嚣张得很。
等鲁襄公参加完楚国的葬礼回国，还没到鲁国边境，季武子就派大夫公冶去迎接。公冶刚出城门，季武子又派人追上他，塞给他一封密信，让他转交给鲁襄公。公冶当时还没意识到自己被当枪使了，乐呵呵地就去了。
等到把信交给鲁襄公，公冶才知道自己闯了祸——信上写着：“我听说卞邑守将想叛变，所以我带兵讨伐他，现在已经把卞邑夺回来了，特此向大王报告。”鲁襄公看完，气得差点哭出来，委屈巴巴地说：“想要卞邑就直接跟我说啊，何必拿‘叛变’当借口？这不是显得我们君臣之间有隔阂吗？”
他转头问公冶：“你觉得我还能回到国都吗？”公冶这时候只能硬着头皮打气：“大王您放心，整个国家都是您的，谁敢拦着您？”话虽说得慷慨激昂，但鲁襄公心里还是发怵，不敢往前走。
为了拉拢公冶，鲁襄公特意赐给他一件冕服。公冶心里满是愧疚，推辞了三次才收下。之后他跟荣成伯一起劝说鲁襄公，总算把国君护送回了曲阜。
公冶接受赏赐的事，很快就传到了季武子耳朵里。季武子大概是觉得公冶“办事得力”，又或者是想堵他的嘴，竟然拿了一个封邑送到公冶家里。公冶这下更生气了，刚回到国都就把封邑还给了季武子，回家后还发了毒誓：“他想欺骗国君，为什么要拉上我？我这辈子再也不踏进季氏的家门！”
从那以后，季氏的人上门找他，他就用对待普通人的礼节招待，一点都不给面子；季氏不找他，他就绝口不提季氏。等到公冶病危的时候，更是特意嘱咐家人：“我死了以后，千万别用那件冕服给我入殓——那不是我凭德行得来的赏赐。也别让季氏的人来参加我的葬礼，我到死都不想见他们。”公冶算是被季武子坑惨了，到死都没解开这个心结。
季武子私吞卞邑这事儿，在鲁国造成了极坏的影响。鲁襄公心里又气又恨，却敢怒不敢言，只能把委屈憋在肚子里。这边气还没消，晋国又派使者女叔齐来了，说是奉晋国太后的命令，要求鲁国归还占有的杞国土地。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鲁襄公的国君当得，比现在的打工人还憋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