滨江商业银行中山支行还没开门，但经理已经等在门口。一个四十多岁、头发稀疏的男人，穿着不合身的西装，脸色紧张。
“徐先生的保管箱……我们确实不能随便开。”经理搓着手，“需要本人或者合法继承人——”
“徐国栋死了。”林峰亮出证件，“谋杀。这是刑事调查。”
经理脸色更白了：“可、可程序……”
“这是钥匙。”苏眠拿出密封袋，“如果你怀疑真假，可以验证。但如果我们现在不能打开，我会申请搜查令，并以妨碍公务罪拘留你。等搜查令下来，开的就不止是保管箱了。”
经理咽了口唾沫，接过钥匙仔细看。“是真的……但这不合规矩……”
“规矩是人死的，还是人活的？”林峰盯着他。
经理最终妥协了。他带他们进入银行深处的保管箱区，厚重的金属门，需要密码和钥匙双重验证。712号保管箱在第三排中间位置，一个标准尺寸的不锈钢箱。
钥匙插入，转动。
咔嗒。
箱子弹开一条缝。
经理退到一边，林峰戴上手套，缓缓拉开箱门。
里面空间不大，约三十公分见方。最上层放着一个牛皮纸档案袋，已经泛黄。下面是一本硬皮笔记本，黑色封面。最底下，压着几张照片。
林峰先取出照片。
第一张：黑白合影，七八个人站在法院门口，穿着法官袍或西装。中间的老人是徐文斌，年轻许多，神情严肃。照片右下角有手写日期：1987.6.23。
第二张：彩色照片，九十年代初的风格。徐文斌穿着便服，抱着一个两三岁的小男孩。背景是公园，阳光很好。男孩笑得很开心。
第三张：还是徐文斌和男孩，但男孩大了些，约五六岁。这次是在家里，徐文斌坐在沙发上，男孩趴在他膝头看书。照片一角拍到半张女人的脸——年轻，眉眼温柔，可能是徐国栋的母亲。
第四张：不是照片，是一张剪报。
1998年7月22日，滨江晚报第三版，关于交通肇事案开庭的报道。但这份剪报上，有人用红笔在某个位置画了圈。
林峰凑近看。
被圈出的不是正文，是旁听席名单里一个不起眼的名字：
“郑国明”
名字旁边，剪报边缘有铅笔写的一行小字，字迹已经模糊：
“他为什么来？”
苏眠接过剪报，仔细辨认。“郑国明……这名字有点熟。”
林峰已经打开手机搜索。几秒钟后，结果跳出：
郑国明，男，1998年时任滨江市交警支队事故处理科科长。2003年因受贿罪被判有期徒刑七年，2008年刑满释放。2015年因病去世。
“交警支队的人，出现在法院庭审旁听席。”苏眠说，“不奇怪。但有人专门圈出他，还写下疑问——说明这个人的出现不寻常。”
她翻开笔记本。
笔记本内页是横线纸，字迹工整，是徐文斌的笔迹。开头几页记录日常工作，会议纪要，案件摘要。翻到1998年6月时，内容变了。
“6月15日，小栋带来一个朋友，姓周，做建材生意。想打听‘7·22’案的情况。我拒绝了。”
“6月20日，周又来访，带了两条烟。我让保姆退回去了。小栋不懂事，什么人都往家里领。”
“7月1日，身体越来越差。医生建议住院。但‘7·22’案快开庭了，我不能缺席。”
“7月4日，夜里接到匿名电话，说让我‘注意身体’。声音处理过，听不出是谁。我报了警，但没证据。”
“7月5日，最后一次去法院。整理了‘7·22’案的所有材料，锁进保险柜。钥匙给了小栋，让他等我……之后再打开。”
最后一页，日期是1998年7月5日，只有一句话：
“有些真相，知道了不如不知道。”
下面是一串数字：**
“密码？”林峰猜测。
苏眠没回答。她取出最下面的档案袋。袋子没封口，里面是一叠文件。
第一份：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复印件。时间1998年7月22日，地点滨江路与中山路交叉口。肇事车辆：黑色桑塔纳，车牌江A·X1873。驾驶员：李某，男，29岁。死者：王某，女，35岁；刘某，男，62岁。
认定结论：李某超速驾驶，负全责。
第二份：起诉书复印件。李某涉嫌交通肇事罪，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
第三份：庭审笔录摘要。李某当庭认罪，辩护人请求从轻处罚。
第四份：判决书复印件。李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缓刑？”林峰皱眉，“造成两人死亡，全责，只判三缓四？”
“1998年的量刑标准可能不同。”苏眠翻页，“但确实偏轻。”
第五份：不是官方文件，而是一张手绘的现场示意图。画得很粗糙，但标注详细：道路宽度、车速估算、刹车痕迹、撞击点、尸体位置。
示意图边缘有铅笔写的标注：
“刹车痕迹起点距撞击点28米，不符合桑塔纳的制动距离。”
“王某尸体在车头左侧3米，刘某在右侧5米，分布异常。”
“目击者证词矛盾：有人说车从东来，有人说从西来。”
最后一行字，写得很大：
“现场被伪造了。”
林峰和苏眠对视一眼。
“徐文斌怀疑这不是普通交通事故。”林峰说。
“他可能发现了问题，但没来得及调查。”苏眠继续翻文件。
第六份：几张照片。黑白，像素不高，但能看清是车祸现场。扭曲的桑塔纳，散落的碎片，盖着白布的尸体。
第七份：一份名单。手写，列了七八个人名，每个名字后面有备注。
李某（驾驶员）：建材公司司机
王某（死者）：家庭主妇，丈夫在市政公司工作
刘某（死者）：退休工人，儿子在交警队
郑国明（交警）：事故认定负责人
周某（律师）：李某辩护人
吴某（检察官）：公诉人
赵某（法官）：主审法官
每个名字后面都打了勾或叉。
李某、王某、刘某后面是叉。
郑国明、周某、吴某、赵某后面是勾。
最下面写着一行字：
“勾还活着，叉已死。”
林峰感到一股寒意顺着脊椎爬上来。
名单上打叉的三个人——两个死者，一个肇事司机——都死了。打勾的四个人还活着。
但这份名单是1998年的。二十八年过去了。
“查这些人现在的状态。”林峰对小赵说，“尤其是打勾的四个。”
小赵已经开始打电话。
苏眠翻到文件最后。那里夹着一封信，信封泛黄，没贴邮票，只写着“小栋亲启”。
她小心抽出信纸。徐文斌的字迹，比笔记本上的更潦草，像在病中写的。
“小栋：”
“如果你看到这封信，说明我已经不在了。有些事，我本想带进坟墓，但思来想去，还是该告诉你。”
“‘7·22’案不是意外。我调查了三个月，所有证据都指向同一个结论：那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谋杀，伪装成交通事故。”
“王某的丈夫刘某强，在市政公司负责招标。他掌握了某些人围标串标的证据，准备举报。刘某是刘某强的父亲，那天正好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