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早上六点，沈泽就醒了。
其实也不能叫醒，是压根没睡着。那张行军床窄得跟板凳似的，翻个身都怕滚下来，他就那么直挺挺躺着，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缝，从黑看到灰，从灰看到白。
外头有鸟叫，叽叽喳喳的，吵得人心烦。
他爬起来，用办公室角落那个水龙头洗了把脸。水还是凉的，扑脸上激灵一下。他对着窗玻璃上那点反光瞅了瞅自己——眼眶还是青的，胡茬又冒出来一层，那件灰夹克穿了好几天，袖口磨得更亮了，跟抹了油似的。
他从帆布袋里摸出那把算盘，搁在桌上。
然后他坐下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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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点半，有人敲门。
不是办公室的门，是厂区大门那边。铁门被推得哐当哐当响，有人在喊：“有人吗？喂！”
沈泽站起来，穿过车间，拉开铁门。
门口站着个男人，四十来岁，矮胖，穿件旧羽绒服，手里拎着个保温桶。他看见沈泽，愣了一下，往后退了半步，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遍。
“你是……”
“沈泽。”沈泽说，“进来吧。”
那人没动，伸长脖子往他身后瞅：“顾厂长呢？”
“在里头。”
那人这才跟进来，走两步还回头看一眼，像怕走错门似的。
走到办公室门口，他看见顾爷叔坐在藤椅里，端着搪瓷缸喝茶，脚步顿了一下，脸上那点戒备慢慢松下来。
“顾厂长。”
“老陈。”顾爷叔点点头，“坐吧。”
老陈没坐。他把保温桶搁在桌上，掀开盖子，热腾腾的蒸汽冒上来。
“我老婆包的馄饨，”他说，眼睛却看着沈泽，“说天冷，吃口热的。”
他把保温桶往沈泽那边推了推。
沈泽低头看了一眼。馄饨浮在汤里，皮薄得能看见里头的肉馅儿，撒着葱花和紫菜，看着就香。
他没说话。
老陈也没说话。
沉默了几秒，老陈忽然开口：“根发昨晚挨家挨户打电话，说你——”
他顿了一下，像在找词儿。
“说你把地契亮出来了。”
沈泽抬起头。
老陈看着他，目光很直，没躲。
“我在这厂里干了十九年。”他说，“十九年，没见过哪个老板把地契亮给工人看的。”
他顿了顿。
“馄饨趁热吃，凉了腥。”
说完他转身往外走。
走到门口，又停下。
“我明天来。”他没回头，“带工具。”
-
八点，人陆续来了。
先是一个骑电动车的小年轻，二十出头，头发染成黄毛，耳朵上还戴着耳钉，那发型跟鸡窝似的。他站在门口东张西望，看见沈泽，咧嘴笑了一下：“老板？”
沈泽点点头。
“我叫小马，我爸以前在这厂里干过。”他说，手插在裤兜里，腿还一抖一抖的，“我爸说你们招人，我来看看。”
沈泽看着他：“以前干过什么？”
“送外卖。”小马挠挠头，把那撮黄毛挠得更乱了，“想学门手艺。”
沈泽沉默了两秒。
“明天早上七点，来找王根发。”
小马眼睛一亮：“行嘞！”
他骑上电动车跑了，后轮碾过地上的积水，溅起一片水花。
八点半，又来了几个，都是老面孔——上回在宿舍楼下见过的那些，还有几个没见过的。他们站在车间门口，不说话，就看着沈泽，像在等什么。
沈泽也没说话。
他从办公室里搬出那张折叠桌，在车间门口摆开。桌上放着一个本子，一支笔。
“来的，签个名。”他说，“下周一开工。”
第一个人走上来，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师傅，头发花白，手上有道疤。他拿起笔，在本子上写了自己的名字，笔画很重，纸都划破了。
第二个，第三个。
有人签完名，把笔放下，小声问了一句：“工资什么时候发？”
“二十号。”沈泽说，“先发一半。”
那人点点头，没再问，转身走了。
九点的时候，本子上已经签了二十三个名字。
沈泽站在桌子旁边，看着那些歪歪扭扭的签名。有的字写得很大，一笔一画像刻上去的；有的写得很小，缩在格子角落里，生怕占地方。
他忽然想起顾爷叔那句话。
“他们信的，不是我这张老脸。是他们自己在这厂里流过汗。”
他把本子合上，收进帆布袋。
中午的时候，人散了。
沈泽坐在车间门口的台阶上，手里捧着老陈老婆包的那碗馄饨。汤已经凉了，馄饨泡得有点烂，但他还是吃完了，一口一口，很慢。
顾爷叔从办公室出来，在他旁边坐下。
“多少人了？”
“二十三。”
老人点点头，没说话。
远处传来火车的汽笛声，拖得很长很长。阳光照在车间那排蒙着油布的机器上，灰尘在光柱里飘浮，一粒一粒看得清清楚楚。
“顾叔，”沈泽忽然开口，“您当初接手这厂子的时候，心里有底吗？”
老人没答。
他摸出那盒大前门，抽出一根，点上。
烟雾升起来，被风刮散。
“一九九三年。”他说，“我接手那年，厂里欠银行两百万。腊月二十八，工人堵着门要工资。我把自己那辆桑塔纳卖了，发完工资还剩八千块，过年就靠这八千。”
他吸了一口烟。
“那年除夕，我一个人坐在这车间里，听着外头放鞭炮。我想，完了，这辈子交代在这儿了。”
他顿了顿。
“后来也没完。”
沈泽转过头看他。
老人没看他，看着前面那排机器。
“活了。”他说，烟雾从嘴里慢慢吐出来，“慢慢就活了。”
下午两点，沈泽的手机响了。
他掏出来一看，是那个陌生号码。
“巷口，茶馆。”
他看着那四个字，站起来。
“我出去一趟。”他跟顾爷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