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开庭还有二十一天。
林墨把联盟的事暂时交给了老徐和刘益，自己开始全力准备应诉。
这是他三十五年来第一次打官司。
以前在公司的时候，法务部是个他很少打交道的部门。偶尔需要审核用户协议，发过去，半天后收到修订版，签个字，完事。他从来不知道一份起诉状的背面，要准备这么多东西。
刘益成了他的临时军师。
这个曾经在科技公司做数据业务的男人，对法律并不精通，但他懂证据，懂逻辑，懂怎么把散乱的信息织成一张网。
“名誉权纠纷的关键，”刘益摊开一沓打印好的材料，“是证明你陈述的是事实，不是捏造。”
他把材料分成三摞。
“第一摞，是所有提到宋长贵的采访记录、报道截图。你一共接受过七次采访，只有两次提到他。说的内容都一样：他是本地最大的分销商，控制周边七成供货渠道，配送中心因销售超标农产品被查封。”
林墨翻了翻那些采访记录。确实，他每次说的都很克制，没有情绪化的词，没有主观评价，只是陈述已知事实。
“第二摞，是宋长贵配送中心被查封的官方通报。”刘益指着那份红头文件，“朝阳区市场监管局出具的，白纸黑字，明确写着‘经抽样送检，十一吨浸水蔬菜重金属超标，已责令涉事商户停业整顿’。这就是你说的‘事实’。”
林墨拿起那份通报，看了很久。
当时他只是在新闻里看到这个消息，没想到刘益能找到官方文件。
“你怎么弄到的？”
刘益笑了笑，笑得很浅。
“我以前那个公司，专门做数据清洗的。有个客户是做政务公开监测的，帮我把这份文件翻出来了。官方文件，随时可查，不是伪造。”
林墨点点头。
“第三摞是什么？”
刘益把最后一摞推过来。
“第三摞，是证据的反面——宋长贵的辩解材料。”
林墨翻开，是一份宋长贵提交给法院的答辩状复印件。
“他的律师说，查封是因为‘程序瑕疵’，不是‘销售超标农产品’。说你的言论‘以偏概全’、‘恶意引导舆论’、‘造成其社会评价显著降低’。”
刘益看着林墨。
“这部分，是我们需要应对的。”
林墨沉默了几秒。
他想起那批泡过水的蔬菜，想起宋长贵说的“检出之前就卖完了”，想起那些没有标识的包装箱。
“查封的原因是‘销售超标农产品’，”他说，“不是‘程序瑕疵’。”
刘益点头。
“对。但法院要看证据。我们有官方通报，他们有程序异议。最后怎么判，看法官采信哪一边。”
他顿了顿。
“不过，我们有一样东西他们没有。”
林墨问：“什么？”
刘益说：“证人。”
三天后，林墨见到了第一位愿意出庭作证的人。
是小周。
“林哥，我去，”小周说，“他往我门上泼漆，我还没找他算账呢。”
林墨摇头。
“你去没用，”他说，“泼漆的事没证据，法院不认。”
小周急了：“那谁有用？”
林墨想了想。
“需要的是知道他那批超标菜内情的人。”
小周沉默了。
他知道这种人不好找。知道内情的，要么是宋长贵自己的人，要么是和他有利益往来的商户，谁愿意为了一个不相干的菜摊老板得罪地头蛇？
“再想想办法。”林墨说。
那天晚上，他接到了一个电话。
号码陌生，声音也陌生。
“林先生，我姓郑，在青年路开彩票站。”
林墨愣了一下。彩票站——就是老徐菜店隔壁那家，老板姓郑，是宋长贵的客户。
“郑老板？”
“是我。”那边顿了顿，“你那个官司的事，我听说了。”
林墨没有说话。
郑老板沉默了几秒，然后说：“去年冬天，宋长贵让人给我送过一批菜，说是‘特价处理’，让我摆店里卖。我卖了三天，有人吃坏肚子，来找我闹事。我找宋长贵，他说菜不是他送的，不认账。”
他的声音很低。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被雪压过的棚菜，收不上价，他换个名头塞给小店。”
林墨的呼吸停了一瞬。
“您愿意作证吗？”
郑老板沉默了很长时间。
“我今年六十二了，”他说，“彩票站开了十五年，没得罪过人。宋长贵要是知道我作证，我这店就开不下去了。”
林墨的心往下沉。
“但是，”郑老板说，“我可以写个书面材料，把我记得的事写下来。你不写我名字，就说‘知情人提供’。”
林墨握紧手机。
“郑老板，谢谢您。”
“谢什么。”郑老板说，“我看了你那家店，看了老徐，看了小周。你们做的事，我也想帮一把。”
电话挂了。
林墨站在窗前，很久没有动。
第二天，郑老板的材料送到了。
三页纸，手写，字迹工整。详细记录了去年十二月到今年二月，宋长贵三次向他的彩票站配送“特价蔬菜”的时间、品种、数量。其中一批西红柿，他卖了两天，有三位顾客反映吃了之后胃不舒服。
材料最后写着一句话：
“这些话我在法庭上不敢说。但都是真的。”
林墨把这三页纸看了三遍。
程屿在旁边问：“这个能用吗？”
林墨想了想。
“不能直接当证据，”他说，“但可以给法官看。至少证明宋长贵不是第一次出这种事。”
他把材料收好。
距离开庭还有十五天。
第二周，又一个人联系了他。
是刘桂芳。
老太太不会用手机，是让刘益打电话来的。
“我妈说，她想出庭。”
林墨愣住了。
“刘奶奶出庭？她腿脚不好，坐那么久……”
刘益打断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