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开庭还有二十一天。
林墨把联盟的事暂时交给了老徐和刘益,自己开始全力准备应诉。
这是他三十五年来第一次打官司。
以前在公司的时候,法务部是个他很少打交道的部门。偶尔需要审核用户协议,发过去,半天后收到修订版,签个字,完事。他从来不知道一份起诉状的背面,要准备这么多东西。
刘益成了他的临时军师。
这个曾经在科技公司做数据业务的男人,对法律并不精通,但他懂证据,懂逻辑,懂怎么把散乱的信息织成一张网。
“名誉权纠纷的关键,”刘益摊开一沓打印好的材料,“是证明你陈述的是事实,不是捏造。”
他把材料分成三摞。
“第一摞,是所有提到宋长贵的采访记录、报道截图。你一共接受过七次采访,只有两次提到他。说的内容都一样:他是本地最大的分销商,控制周边七成供货渠道,配送中心因销售超标农产品被查封。”
林墨翻了翻那些采访记录。确实,他每次说的都很克制,没有情绪化的词,没有主观评价,只是陈述已知事实。
“第二摞,是宋长贵配送中心被查封的官方通报。”刘益指着那份红头文件,“朝阳区市场监管局出具的,白纸黑字,明确写着‘经抽样送检,十一吨浸水蔬菜重金属超标,已责令涉事商户停业整顿’。这就是你说的‘事实’。”
林墨拿起那份通报,看了很久。
当时他只是在新闻里看到这个消息,没想到刘益能找到官方文件。
“你怎么弄到的?”
刘益笑了笑,笑得很浅。
“我以前那个公司,专门做数据清洗的。有个客户是做政务公开监测的,帮我把这份文件翻出来了。官方文件,随时可查,不是伪造。”
林墨点点头。
“第三摞是什么?”
刘益把最后一摞推过来。
“第三摞,是证据的反面——宋长贵的辩解材料。”
林墨翻开,是一份宋长贵提交给法院的答辩状复印件。
“他的律师说,查封是因为‘程序瑕疵’,不是‘销售超标农产品’。说你的言论‘以偏概全’、‘恶意引导舆论’、‘造成其社会评价显著降低’。”
刘益看着林墨。
“这部分,是我们需要应对的。”
林墨沉默了几秒。
他想起那批泡过水的蔬菜,想起宋长贵说的“检出之前就卖完了”,想起那些没有标识的包装箱。
“查封的原因是‘销售超标农产品’,”他说,“不是‘程序瑕疵’。”
刘益点头。
“对。但法院要看证据。我们有官方通报,他们有程序异议。最后怎么判,看法官采信哪一边。”
他顿了顿。
“不过,我们有一样东西他们没有。”
林墨问:“什么?”
刘益说:“证人。”
三天后,林墨见到了第一位愿意出庭作证的人。
是小周。
“林哥,我去,”小周说,“他往我门上泼漆,我还没找他算账呢。”
林墨摇头。
“你去没用,”他说,“泼漆的事没证据,法院不认。”
小周急了:“那谁有用?”
林墨想了想。
“需要的是知道他那批超标菜内情的人。”
小周沉默了。
他知道这种人不好找。知道内情的,要么是宋长贵自己的人,要么是和他有利益往来的商户,谁愿意为了一个不相干的菜摊老板得罪地头蛇?
“再想想办法。”林墨说。
那天晚上,他接到了一个电话。
号码陌生,声音也陌生。
“林先生,我姓郑,在青年路开彩票站。”
林墨愣了一下。彩票站——就是老徐菜店隔壁那家,老板姓郑,是宋长贵的客户。
“郑老板?”
“是我。”那边顿了顿,“你那个官司的事,我听说了。”
林墨没有说话。
郑老板沉默了几秒,然后说:“去年冬天,宋长贵让人给我送过一批菜,说是‘特价处理’,让我摆店里卖。我卖了三天,有人吃坏肚子,来找我闹事。我找宋长贵,他说菜不是他送的,不认账。”
他的声音很低。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被雪压过的棚菜,收不上价,他换个名头塞给小店。”
林墨的呼吸停了一瞬。
“您愿意作证吗?”
郑老板沉默了很长时间。
“我今年六十二了,”他说,“彩票站开了十五年,没得罪过人。宋长贵要是知道我作证,我这店就开不下去了。”
林墨的心往下沉。
“但是,”郑老板说,“我可以写个书面材料,把我记得的事写下来。你不写我名字,就说‘知情人提供’。”
林墨握紧手机。
“郑老板,谢谢您。”
“谢什么。”郑老板说,“我看了你那家店,看了老徐,看了小周。你们做的事,我也想帮一把。”
电话挂了。
林墨站在窗前,很久没有动。
第二天,郑老板的材料送到了。
三页纸,手写,字迹工整。详细记录了去年十二月到今年二月,宋长贵三次向他的彩票站配送“特价蔬菜”的时间、品种、数量。其中一批西红柿,他卖了两天,有三位顾客反映吃了之后胃不舒服。
材料最后写着一句话:
“这些话我在法庭上不敢说。但都是真的。”
林墨把这三页纸看了三遍。
程屿在旁边问:“这个能用吗?”
林墨想了想。
“不能直接当证据,”他说,“但可以给法官看。至少证明宋长贵不是第一次出这种事。”
他把材料收好。
距离开庭还有十五天。
第二周,又一个人联系了他。
是刘桂芳。
老太太不会用手机,是让刘益打电话来的。
“我妈说,她想出庭。”
林墨愣住了。
“刘奶奶出庭?她腿脚不好,坐那么久……”
刘益打断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