督导组是在王怀安死后的第三天到达北城县的。
组长姓郑，五十多岁，头发花白，戴一副黑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看起来像一个和蔼的大学教授。但他的眼睛很厉害，看人的时候像是在用X光扫描，什么都藏不住。他带了六个人，三个从省纪委抽调的，三个从省检察院抽调的，都是经验丰富的老手。他们住进了县政府招待所，包下了整个三楼，门口有保安站岗，任何人不得随意进出。
第一天，他们没有开会，没有谈话，没有看材料。他们只是坐在招待所的会议室里，喝茶，看文件，偶尔低声交流几句。这种沉默让北城县的官员们更加恐慌——他们宁可被叫去谈话，被问问题，被逼着交代，也不想被晾在这里，像一群待宰的羔羊，不知道刀什么时候会落下来。
第二天，谈话开始了。
第一个被叫去的是建设局副局长老吴。他是刘建明的副手，分管财务和人事。他在建设局干了二十多年，从科员一步步爬到副局长的位置，靠的不是能力，是听话。谁当局长他就听谁的，从不发表不同意见，从不做出格的事。但正是这种“听话”，让他成了最危险的人——因为他知道太多秘密了。
谈话在招待所四楼的一间小会议室里进行。会议室不大，一张长桌，几把椅子，窗户关着，窗帘拉着，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消毒水的味道。郑组长坐在长桌的一边，面前摊着一个笔记本和一支录音笔。他的旁边坐着两个年轻人，一个负责记录，一个负责操作录音设备。
老吴坐在长桌的另一边，双手放在膝盖上，坐姿端正得像一个小学生。他的额头上有汗，不是热的——会议室里开着空调，温度很低。是冷汗。
“吴副局长，别紧张。我们今天就是随便聊聊。”郑组长从桌上的烟盒里抽出一支烟，点上，吸了一口。烟雾在两人之间飘动着，像一道薄薄的、白色的帘子。“你在建设局干了多少年了？”
“二十三年。”老吴的声音有些发抖。
“二十三年，不短了。这二十三年里，建设局换了多少任局长？”
“六任。”
“六任。”郑组长重复了一遍这个数字，像是在品味一杯老酒，“那你一定知道很多事情。”
老吴的喉咙动了一下，咽了一口唾沫。“郑组长，我……我就是个管财务的。大事都是领导定的，我只负责执行。”
“我知道。”郑组长弹了弹烟灰，烟灰落在烟灰缸里，像一小片灰色的雪，“那我们就先从小事聊起。比如，垃圾填埋场项目的账目，你经手过吗？”
老吴的手指在膝盖上攥紧了。他的大脑在高速运转——说，还是不说？说了，他可能会被牵连；不说，省纪委的人不是吃素的，他们能查到。他的内心在挣扎，像一只被夹在捕兽夹上的野兽，想逃，但逃不掉。
“经手过。”他终于说，声音低得像蚊子叫。
“那你说说，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老吴沉默了很长时间。郑组长没有催他，只是慢慢地抽着烟，等着。会议室里安静得能听到空调出风口的嗡嗡声，能听到录音笔的红色指示灯在闪烁，能听到老吴自己的心跳声——砰砰砰，砰砰砰，像一面被擂响的战鼓。
“中标价格……比预算高了百分之三十。”老吴终于开口了，声音在发抖，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喉咙里硬挤出来的，“施工方没有相应的资质，是借的别的公司的资质。验收报告……是假的。实际施工质量不达标，但验收报告上写的是合格。”
郑组长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这些事，谁决定的？”
老吴抬起头，看着郑组长的眼睛。那双眼睛很平静，平静得像一面没有风的湖。但老吴知道，在那平静的湖水下面，藏着深不见底的东西。
“李建国。”他说，“李建国决定的。他是项目负责人。”
“还有别人吗？”
老吴的嘴唇在发抖，牙齿在打架，发出细微的、像老鼠啃木头一样的声音。“周明远……他知道。王怀安……他也知道。刘建明……他也知道。”
郑组长将烟头按灭在烟灰缸里，拿起了录音笔，按下暂停键。他看着老吴，看了很久，然后说：“吴副局长，你今天的谈话内容，我们会严格保密。但我要提醒你，如果你说的不是实话，后果会很严重。”
老吴拼命地点头。“我说的都是实话。郑组长，我发誓，我说的都是实话。”
谈话结束了。老吴走出会议室的时候，腿是软的，扶着墙才走下了楼梯。他的衬衫湿透了，贴在背上，像一层冰冷的皮肤。他走出招待所大门，阳光照在脸上，刺眼的。他眯着眼睛，站在那里，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像一个刚从水底浮上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