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明在酒会上待了不到一个小时就离开了。
他不喜欢这种场合。太吵，太乱，太虚伪。那些人围着他转，说着言不由衷的话，笑得像面具一样僵硬。他不需要这些，他只需要权力。权力是最好的春药，也是最强的护身符。有了权力，什么都不用做，自然会有人来巴结你、奉承你、伺候你。没有权力，你就是一条狗，谁都可以踢一脚。
他走出酒店大门，夜风吹在脸上，凉的。他打了个哈欠，伸了个懒腰，然后坐进了那辆黑色奥迪A8。老周坐在驾驶座上，刘洋坐在副驾驶。他一个人坐在后排，靠在真皮座椅上，闭上了眼睛。
“回酒店。”他说。
老周发动了引擎，车驶入了主路。刘建明闭着眼睛，脑海中翻涌着今天的各种画面——那些笑脸，那些恭维，那些试探。他看得出来，有些人想从他这里得到什么，有些人想试探他的底线，有些人想在他身上押注。他不在乎。他只需要做好自己的事，守住自己的位置，剩下的，让时间去证明。
车驶过市中心，经过一条条灯火通明的街道，经过一座座高耸的写字楼，经过一片片安静的住宅区。刘建明睁开眼睛，看着窗外的夜景。这座城市他太熟悉了，每一条街、每一栋楼、每一个路口，他都了如指掌。他在这里生活了三十四年，从一个二十出头的毛头小子变成了一个五十多岁的副局长。他付出了很多，也得到了很多。他不觉得亏欠任何人。
他的手机震动了。他看了一眼——是省厅的一个老同事发来的消息：“老刘，听说最近有人在上头告你。小心点。”
刘建明的手指在屏幕上停了一下。有人告他？谁？告他什么？他的大脑快速运转，列出了几个可能的人——王怀安的家属？不可能，他们没有证据。周明远的同事？不可能，他们不知道内情。李建国的朋友？更不可能。那会是谁？
他想起了一个人——沈砚。沈清的弟弟，那个从美国回来的法医博士。如果有人在告他，一定是沈砚。但他不怕。沈砚没有证据，没有实锤，没有能把他扳倒的东西。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读了几年书，在实验室里待了几年，能有什么本事？他能找到什么证据？那些证据早就被销毁了，被碎掉了，被埋在了十五米深的基坑里。永远不可能再浮上来。
刘建明将手机放回口袋，闭上了眼睛。他不需要回复那条消息，不需要问是谁在告他，不需要做任何事。他只需要等。等那些告他的人碰壁，等那些告他的人放弃，等那些告他的人被现实教训得体无完肤。这就是权力的游戏——不是比谁更有道理，而是比谁更有耐心，比谁更能扛。
车到了酒店门口。老周停下车，刘洋先下了车，然后帮刘建明拉开车门。刘建明下了车，整理了一下西装，然后走进了酒店大堂。
“明天早上八点，准时出发。”他对老周说。
“好的，刘局。”
刘建明走进了电梯，按了自己所在的楼层。电梯门关上了，他一个人站在电梯里，看着电梯壁镜面里的自己。他的表情很平静，平静得像一面没有风的湖。但在他内心最深处的一个角落里，有什么东西在隐隐作痛——不是恐惧，不是焦虑，而是一种他无法命名的、像一根刺一样的东西。
他不喜欢那种感觉。他习惯于掌控一切，习惯于所有事情都按照他的计划推进，习惯于在任何时候都保持冷静和理性。但今晚，他觉得自己有些失控了。不是外部的失控，而是内部的。他的大脑在不停地运转，在不停地分析，在不停地寻找那个可能存在的威胁。他不知道威胁来自哪里，但他能感觉到它的存在，像一只躲在暗处的猫，眼睛发着光，随时准备扑上来。
电梯门开了。他走出电梯，走进自己的房间，关上了门。他没有开灯，在黑暗中站了一会儿，然后走到窗前，拉开了窗帘。窗外是省城的夜景，万家灯火，璀璨如星河。他看着那些灯光，忽然觉得它们像一只只眼睛，在看着他，在盯着他，在审判他。
他摇了摇头，将那个念头甩出了脑海。他拉上窗帘，走进了洗手间，洗了脸，刷了牙，然后躺在了床上。床很大，很软，被子很轻，很暖。他闭上眼睛，试图入睡。但他睡不着。他的大脑还在运转，像一台停不下来的机器，嗡嗡嗡地响着。
他翻了个身，面朝窗户。窗帘拉着，看不到外面，但他知道外面是黑夜，是寂静，是无人知晓的黑暗。他忽然觉得那张床太大了，大得让他觉得孤独。他想起年轻的时候，他和妻子睡在一张小床上，两个人挤在一起，翻身都要小心翼翼的。那时候他什么都没有，但他觉得踏实。现在他什么都有了，但他觉得空。
他又翻了个身，面朝天花板。天花板是白色的，在黑暗中泛着微微的灰光。他盯着那片灰白，脑海中浮现出沈清的脸——不是沈清的脸，而是沈清的尸体。他没见过沈清的尸体，但他想象过。一个年轻人，被压在挖掘机下面，满脸是血，眼睛半睁着，瞳孔已经散了。那个画面在他的脑海中挥之不去，像一个被钉在墙上的蝴蝶标本，永远保持着一个姿势。
他坐起身，拿起床头柜上的水杯，喝了一口。水是凉的，凉的像井水，从喉咙一直凉到胃里。他将水杯放下，躺回床上，闭上了眼睛。他强迫自己不去想那些事，不去想沈清，不去想王怀安，不去想周明远和李建国。他只想明天的事——明天上午去省厅开会，下午回湖州，后天上班。一切如常。
他在这种强迫性的平静中，慢慢地睡着了。
但他睡得很不安稳。他梦到了沈砚——不是沈砚的脸，而是沈砚的眼睛。那双眼睛很黑，黑得像两口深井，井底有什么东西在沉浮，但看不清楚。那双眼睛在看着他，在问他一个问题：“刘局长，你欠我哥一条命，什么时候还？”
刘建明在梦中张了张嘴，想回答，但发不出声音。那双眼睛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它们闭上了。永远地闭上了。
刘建明从梦中惊醒，浑身是汗。他坐在床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心跳快得像一面被擂响的战鼓。他伸手去摸床头灯，手指在墙壁上摸索了很久，才找到了开关。灯亮了，刺眼的白光让他的眼睛眯了一下。他环顾四周——房间里没有人。只有他自己。
但那梦太真实了。他能感觉到那双眼睛的温度，能听到那个问题的回响，能闻到空气中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像医院一样的气味。
他下了床，走到窗前，拉开了窗帘。窗外天还没亮，路灯的光在薄雾中晕开，像一团一团的棉花。他看着那些光，忽然觉得自己像一个被困在笼子里的野兽，笼子外面是自由的、广阔的世界，但他出不去。
他转过身，走进了洗手间，用冷水洗了脸。水很冷，冷的像冰，激得他打了个寒噤，但也让他更加清醒。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眼袋很深，嘴唇干裂，脸色灰败，看起来像一个快要死的病人。他对着镜子，挤出了一个笑容。那个笑容很短，很轻，像一片叶子从树上落下来，还没落地就被风吹走了。
他回到床上，躺了下来。这一次，他没有再睡着。他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一直等到天亮。
早上七点半，刘建明洗漱完毕，穿好衣服，走出了房间。他的司机老周已经在楼下等着了，黑色奥迪A8停在酒店门口，引擎已经预热好了。刘建明坐进后排，靠在座椅上，闭着眼睛说：“去省厅。”老周发动了引擎，车驶出了酒店停车场。
刘建明不知道的是，在他上车之前，有人已经在他的车上动过了手脚。不是刹车，不是方向盘，而是座椅——后排座椅的头枕，被换了一个一模一样的，但里面的填充物不同。那个头枕里藏着一个小小的、精密的装置，会在特定的条件下释放出一种无色无味的气体。
那种气体不会致命，但会让人在几分钟内陷入深度昏迷。车驶上了主路，汇入了早高峰的车流中。刘建明闭着眼睛，呼吸平稳，浑然不知死神的镰刀已经架在了他的脖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