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老师，三百零二粒。”
元龙平蹲在那里，膝盖上的膏药裂开了都没察觉。普通水稻每穗粒数一百五到一百八，这株稻子三百零二粒。他在安江找了七年，从几百株稻子里一株一株地挑，挑出来的“鹤立鸡群”稻也不过两百二十粒。
三百零二粒。
他把那株稻子从根部往上摸了一遍。秆子比普通稻子矮了三十厘米，但秆壁极厚，指甲掐不动。根系扎得极深，小葛挖开旁边的土看过，主根扎到了灵土层以下将近一米。最特别的是稻穗——穗轴上的分枝比普通稻子多了一轮，每一轮分枝上又多了一排小穗。
“小葛，你帮我把这株稻子的花粉收集起来。”
小葛愣了一下。“袁老师，收集花粉干啥？”
“杂交。”元龙平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牛皮纸袋，小心翼翼地套在那株稻子的稻穗上，“水稻是自花授粉。要让它和别的稻子杂交，就得先把它自己的花粉去掉，然后把别的稻子的花粉授上去。”
他的手指稳定得像外科医生。小牛皮纸袋套好之后用棉线扎紧袋口，动作轻得连稻穗都没晃动。
“这株稻子是雄性不育株的天然变异体。”元龙平站起来，膝盖“咔吧”响了一声，他扶着腰缓了好一会儿才站直，“它自己的花粉是败育的，所以它的种子不是自己授粉结出来的，是旁边别的稻子的花粉被风吹过来授的粉。”
他看着那株被套上纸袋的稻子，眼睛里的光芒和灵田的银雾融在一起。
“小葛，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小葛摇头。
“意味着水稻杂交的大门，被这株稻子推开了一条缝。”
元龙平当天晚上给北京写了一封信。信不是写给我的，是写给秦淮茹的。他听赵铁柱说青锋合作社的账是秦淮茹在管，所以他认为“要钱的事应该找管账的人”。
“秦淮茹同志：我在松嫩平原灵田试验区发现了一株天然雄性不育变异稻株，编号‘东北-001’。申请专项经费五千元，用于建设水稻杂交试验温室。东北的冬天太冷，稻子只能种一季。有了温室，一年可以种三季。三季就是三次杂交机会。五千元不是小数目，但我算过账——如果杂交水稻搞成了，一亩增产两百斤，全国四亿亩水稻就是八百亿斤。八百亿斤粮食，五千元。这笔账你比我算得清楚。元龙平。”
秦淮茹收到信的时候是深夜。她看完信，披上衣服走到院子里。灵田的银雾在月光下缓缓流转，聋老太的屋里还亮着灯。
她敲了敲聋老太的门。
“老太太，您还没睡？”
门开了。聋老太坐在灯下，手里摩挲着那枚军功章。她每天晚上都要把军功章擦一遍，擦完之后对着灯光看很久。
“睡不着。人老了，觉少。”聋老太看到秦淮茹手里的信，“谁的信？”
“袁老师的。就是赵铁柱在东北找到的那个研究水稻的。”秦淮茹在聋老太对面坐下，把信的内容说了一遍。
聋老太听完，把手里的军功章放在桌上。
“五千元。青锋合作社拿得出来吗？”
“拿得出来。灵田四百万亩，每一季的产量折成钱都不止五千元。”秦淮茹的手指在信封上轻轻摩挲，“但账上的每一分钱都有去处。广东要打井，四川要修渠，东北要买农机。五千元挪出来，就得有五千元的窟窿。”
聋老太把军功章拿起来别在胸口。
“秦淮茹，我儿子振国活着的时候，每个月往家寄十块钱。他在部队上省吃俭用，津贴全寄回来了。我问他为啥不自己留着，他说娘，我在部队上吃得饱穿得暖，钱没用。有用的是让家里的弟弟妹妹吃饱饭。”
她站起来走到柜子前，从柜子最深处摸出一个布包。布包打开，里面是一沓零零碎碎的钞票——一块的、五毛的、两块的，还有一摞用皮筋扎着的粮票。这是聋老太攒了十年的钱和粮票。儿子牺牲后的抚恤金、街道办每个月发的烈属补助、过年过节院里邻居塞给她的零钱。她一分都没花过。
“这里是四百三十二块六毛，加上一百二十斤粮票。”她把布包推到秦淮茹面前，“不够五千。但够那个袁老师在东北买几车砖盖温室了。”
秦淮茹看着布包里那些皱巴巴的钞票和粮票，眼泪一下子涌上来。她没有推辞，把布包收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