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建南到聊城，开车七个半小时。
陆沉舟开一辆黑色的国产SUV，后备箱塞满了拍摄器材、折叠桌椅和成箱的矿泉水。林知夏坐在副驾，膝盖上摊着打印出来的减水村相关资料——一份二十年前的田野调查笔记，三篇学术论文，还有一张手绘的村落布局图。
谢临渊坐在后排。
他没有在看资料，也没有在睡觉。他在看窗外。
车过黄河大桥的时候，他一直盯着那条浑浊的大河，看了很久。林知夏从后视镜里注意到他的表情——不是感动，不是怀念，而是一种更接近于“确认”的东西。
“你见过黄河？”她问。
“见过。”谢临渊说，“不是这条。”
林知夏愣了一下。她想追问，但陆沉舟在旁边，她忍住了。
下午四点半，导航显示距离目的地还有十五公里。路从柏油路变成了水泥路，又从水泥路变成了碎石路。两旁的景色从城镇变成了农田，又从农田变成了荒草。
然后，路没了。
陆沉舟把车停在一片荒地上，熄了火。三个人下了车，站在一片齐腰高的野草中间。
“减水村。”陆沉舟指了指前方。
林知夏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
那不是她想象中的“古村落”。没有青砖黛瓦，没有石板小巷，没有任何可以被拍成风景照的东西。只有六七座土坯房散落在荒草之间，灰黄色的墙体上爬满了枯藤，有些屋顶已经塌了，露出黑洞洞的梁架。
村口有一棵老槐树，树干粗得需要两个人才能合抱，树冠却稀稀拉拉，像一位谢顶的老人。
树下坐着一个人。
不是老人。是一个年轻男人，看起来不到三十岁，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军绿色外套，坐在一把塑料凳子上，手里拿着一本翻了一半的书。
他听到车声，抬起头，合上书，站起来。
“陆沉舟？”他朝SUV的方向喊了一声。
“王平安？”陆沉舟走过去，“你就是村支书？”
“代理的。”年轻人走过来，伸出手，笑了一下，“我爸病了，我回来替他。你们是来做纪录片调研的？”
陆沉舟和他握了手，介绍了一下林知夏和谢临渊。王平安的目光在谢临渊身上停了一瞬——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谢临渊站在那里，和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荒村、野草、破屋，而这个人站得像一座塔。
“先进屋坐吧。”王平安领着他们往村里走，“条件不好，别嫌弃。”
村支书家的房子是村里最新的一栋——红砖砌的，屋顶铺的是水泥瓦，院子里养了十几只鸡和一条老黄狗。王平安的母亲端出一壶茶，茶叶粗得能扎嘴，但水是热的。
“你们想拍什么？”王平安开门见山。
“运河。”陆沉舟说，“减水村和运河的关系。”
王平安的表情变了一下。不是意外，更像是一种“果然如此”的无奈。
“你们来晚了。”他说，“三年前省里来过一拨人，说要做运河文化遗产普查，拍了照、量了尺寸、做了记录，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五年前市里也来过一拨人，说要把减水村打造成‘运河记忆小镇’，画了图、立了牌坊、修了半条路，然后钱花完了。”
他顿了顿。
“十年前，北京来过一个老教授，带着两个学生，在村里住了一个星期。走的时候说，这个村的价值不在运河，在王家的家谱。”
林知夏的手在膝盖上攥紧了。
“那个老教授姓什么？”
“姓周。”王平安说，“周什么……我忘了，我爸记得。”
林知夏的心脏猛地跳了一下。
姓周。十年前。北京的教授。
“周明远？”她试探着说出导师的名字。
王平安想了想，掏出手机翻了翻，然后递过来一张照片——是一张泛黄的合影，背景就是村口那棵老槐树。照片上有三个人：一个年轻的男人，穿着军绿色外套，和现在这个王平安长得一模一样；一个中年女人，围着围巾；还有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戴着眼镜，手里拿着一本蓝色封皮的笔记本。
林知夏认出了那个人。
是她导师。周明远。十年前的样子。
“他来过。”林知夏把手机还给王平安，声音有些发紧，“他来过这里，但他从来没跟我提过。”
谢临渊一直没有说话。他坐在院子里最暗的角落，目光穿过敞开的屋门，落在院子外面那条干涸的河床上。
“那条河，”他开口了，声音不大，但所有人都听到了，“就是以前的运河？”
王平安顺着他的目光看了一眼，点了点头。
“永济渠的支线。明代的时候，这一段还是主航道。后来黄河改道，泥沙淤积，漕运就慢慢废了。到了乾隆年间，朝廷把航道往东移了三十里，减水村就变成了一个‘减水’的地方——不是减水，是断水。”
“断水之后，村里人靠什么活？”林知夏问。
“种地。但地不行，沙土地，种啥都收不了多少。”王平安苦笑了一下，“所以年轻人都走了。村里现在常住人口十七个，平均年龄六十七岁。我是最年轻的。”
院子里安静了一会儿。鸡在院子里刨土，老黄狗趴在门槛上打盹。
“那块石碑。”谢临渊忽然说，“万历年的，在哪里？”
王平安看了他一眼，表情有些微妙。
“你也知道那块碑？”他站起来，“走吧，我带你们去看。”
石碑在村子的东头，立在一条干涸的水渠边上。碑身是青石质地的，高约一米五，宽约半米，碑额上刻着“重修减水闸记”六个篆字，字体端庄，刀法利落。
但碑面上有大面积的磨损。
不是风化造成的斑驳，而是人为的、有目的的刮擦。从碑身中部到下部，至少有十几个字被利器凿掉了，留下的凹坑深浅不一，像是有人在不同的时间、用不同的工具反复处理过。
林知夏蹲下来，用手摸了摸那些凹坑。她的指尖触到的是粗糙的、新旧的石面——有些凹坑的边缘已经圆润了，说明被刮擦的时间很早；有些凹坑的边缘还带着尖锐的凿痕，说明——
“这个是新的。”她抬起头，声音有些发抖，“这个凹坑，不超过三年。”
王平安站在一旁，双手插在口袋里，表情平静得像在听天气预报。
“你说得对。”他说，“那块碑，每过几年就会‘坏’一次。”
“什么意思？”陆沉舟皱眉。
“从我记事起，这块碑上的字就在越来越少。”王平安说，“我爷爷说，他小时候碑上的字比现在多两行。我爸爸说，他小时候碑上的字比我爷爷那时候又少了一些。我三年前回来的时候，拍了一张照片。你们看看。”
他从手机里翻出一张照片，是2019年拍的。林知夏把照片和眼前的石碑对比了一下——果然，三年前照片上还清晰可辨的四个字，现在已经被凿掉了。
“谁干的？”林知夏的声音里带上了一丝怒意。
“不知道。”王平安说，“每次都是晚上。没有人看到过。报过警，派出所来看了，说风化，立不了案。”
“风化不会只风化特定的字。”谢临渊蹲下来，手指悬停在碑面上方，没有触碰，“你看这些被凿掉的位置——不是随机的。每一个被去掉的字，都在一个完整的句子里，去掉了之后，整句话就变了意思。”
林知夏凑过去，试图辨认残留的字迹。碑文是标准的明代公文格式，记录的是万历十二年重修减水闸的经过、主持工程的官员名单，以及参与捐款的商户名号。
残留的字里，能看出“河道”“银”“闸”等字。而被凿掉的位置，集中在——
“官员的名字。”林知夏说，声音压得很低，“被凿掉的，全是官员的名字。”
陆沉舟走到她身后，低头看着那块石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