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罗夫的办公室在行政楼三层，一间宽敞但破旧的房间。红木办公桌，皮转椅，墙上挂着一幅列宁像和一面苏联国旗。
彼得罗夫五十多岁，秃顶，圆脸，鼻子很大，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工装，领口敞开，露出里面的高领毛衣。
他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放着一杯茶，茶已经凉了。
“你就是叶青？”他的汉语出乎意料地好。
“是我。彼得罗夫厂长，幸会。”
“坐。”
我坐下来。赵大炮站在门口，小李坐在我旁边，手里拿着笔记本。
彼得罗夫看了我一眼，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伊万跟我说过你。他说你很年轻，但很会做生意。”
“伊万过奖了。”
“他不是过奖。他说你一个人，从格罗迭科沃运走了几十车皮的货，包括BTR和T-55。”
我没接话。
彼得罗夫放下茶杯，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扔在桌上。
“这是你要的那批T-72。一百二十辆，全部库存，部队不要了。每辆三千美元，一共三十六万美元。”
我拿起文件翻了翻。俄文的，看不太懂，但数字没错。
“彼得罗夫厂长，我能看看货吗？”
“当然。”
他站起来，穿上军大衣，带我下楼。
厂区后面有一片巨大的空地，停满了坦克。不是三五辆，不是三五十辆，而是一百多辆。T-72，炮管指向天空，车身覆盖着厚厚的积雪，像一排排沉睡的钢铁巨兽。
“这批车是1985年生产的，服役了不到五年。部队换装T-80，它们就退下来了。”彼得罗夫踩了踩履带上的雪，“发动机没问题，变速箱没问题，炮塔和火炮系统完好。唯一的问题是，放的时间有点长，有的车需要大修。”
我爬上一辆坦克，掀开发动机盖。
发动机舱里满是灰尘，但缸体、管路、线束看起来都还完好。又钻进驾驶舱，仪表盘、操纵杆、座椅，都保存得不错。
“这批车，能开吗？”
“加柴油，充电瓶，就能启动。”
我跳下来，拍了拍手上的灰。
“彼得罗夫厂长，三千美元一辆，这个价格我不还。但我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帮我运到格罗迭科沃。运费另算。”
彼得罗夫看了我一眼，点了一根烟。
“你知道从车里雅宾斯克到格罗迭科沃有多远吗？”
“三千多公里。”
“三千二百公里。一百二十辆坦克，需要多少车皮？至少两百个。沿途要经过多少个检查站？几十个。每一站都要查，都要签字，都要盖章。你以为这是运土豆？”
“所以我找您帮忙。您在军工系统干了这么多年，铁路、海关、军检，您都有人。”
彼得罗夫抽了半根烟，没说话。
“运费多少？”他问。
“您开价。”
他又抽了半根烟，把烟屁股扔在地上踩灭。
“十万。美元。”
“成交。”
我伸出手，他握上来。
他的手很粗糙，手指粗短，掌心全是老茧。
“叶先生，我有一个私人请求。”
“您说。”
“我儿子在莫斯科上大学，他想学中文。你能不能帮他找个中国的语言学校？”
“能。我帮您安排。”
彼得罗夫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
当天晚上，彼得罗夫请我吃饭。
不是餐厅，是他家里。一栋灰色的居民楼，三室一厅，家具陈旧，但收拾得很干净。
他老婆做了一桌子菜——红菜汤、土豆泥、腌黄瓜、烤鱼，还有一瓶伏特加。
彼得罗夫倒了两杯酒，递给我一杯。
“叶，我在这家工厂干了三十年。从车间技术员干到厂长，看着这个工厂从辉煌到衰败。”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八十年代初期，我们厂每个月生产一百辆坦克，全部列装部队。现在呢？部队不要了，工厂没订单，工人半年发不出工资。你说，这个国家，还能撑多久？”
我没回答。
不是不想说，是不能说。
他又倒了一杯酒。
“你来了，要买坦克。别人觉得你是来捡便宜的。我不觉得。”他看着我的眼睛，“你是来帮我们的。你花钱买这些废铁，我们拿钱发工资。这笔账，我算得清。”
“彼得罗夫厂长，我就是个生意人。赚钱是我的本分。”
“赚钱是本分，但你能在这个时候来，就是义气。”他又干了一杯，“来，喝酒。”
那天晚上，我喝了六杯伏特加。彼得罗夫喝了至少十杯。
走的时候，他拉着我的手，眼眶泛红。
“叶，你下次来，提前打电话。我带你去车里雅宾斯克最好的餐厅。”
“好。”
赵大炮扶着我上了车。拉达车在雪地上打滑了几下，才拐上主路。
我靠在车窗上，看着窗外漆黑的夜空。
一百二十辆T-72，三十六万美元货款，十万美元运费。总成本四十六万美元。
运回国之后，翻新、整备，每辆至少能卖十五万人民币。
一百二十辆，一千八百万人民币。
按当时的汇率，大约三百万美元。
六倍多的利润。
但这不只是钱的问题。
一百二十辆坦克，从车里雅宾斯克运到格罗迭科沃，三千二百公里，横跨乌拉尔山脉，穿过西伯利亚平原，经过几十个检查站。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打点，每一个检查站都需要送礼。
这条运输线，打通了，以后就是一条黄金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