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他尝到了那箱二锅头的滋味，等他儿子吃到了肉罐头，等他老婆穿上了羽绒服——到那时候，他会主动找我的。
我掐了烟，翻开账本。
下一站，车里雅宾斯克。
谢尔盖的饭局之后，我以为能消停几天。
结果第二天一早，伊万就打来电话，声音比上次还紧张。
“叶，谢尔盖又找我了。”
“说什么？”
“他说你的货没问题，手续齐全，以后正常放行。但他要你的联系方式。”
我握着话筒，沉默了几秒。
谢尔盖这是要长期盯我，还是想长期合作？
“你给他了？”
“给了。叶，我不给不行……”
“没事。给他就给他了。”
挂了电话，我点了一根烟。
谢尔盖要我的联系方式，说明两件事。第一，他不打算动我。第二，他想跟我保持联系。至于原因，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现在有了一个克格勃少校的“关注”。
这把双刃剑，用好了是保护伞，用不好是催命符。
但我没时间琢磨这些。
车里雅宾斯克那批T-72，才是眼下的大事。
T-72。苏联第二代主战坦克，1973年列装，产量超过两万五千辆。相比T-55，T-72的装甲更厚，火力更强，发动机功率更大。在国际军火市场上，一辆翻新的T-72能卖到十五万到二十万美元。
而我从伊万那里得到的消息是，车里雅宾斯克坦克厂有一百多辆T-72，当废铁处理，每辆只要三千美元。
三千美元，十五万到二十万美元的售价。
五十倍的利润。
但前提是，我能把这些坦克运出来。
我把刘大牙叫到办公室，关上门。
“刘哥，车里雅宾斯克那批T-72，我要去一趟。”
刘大牙正在喝茶，听到这句话，杯子停在嘴边。
“你真要去？”
“合同都签了，定金都付了。不去不行。”
“那地方可不比格罗迭科沃。”刘大牙放下杯子，“车里雅宾斯克在乌拉尔那边，离这儿三千多公里。那边是苏联的军工重镇，管得严。”
“我知道。”
“你知道个屁。”刘大牙点了一根烟，“那边到处都是克格勃，比格罗迭科沃多十倍。你一个中国人，跑到人家坦克厂去收坦克，不是找死吗？”
“所以我要带人去。”
“带谁？”
“赵大炮。他当过兵，能打能扛。再带一个翻译，小李。”
刘大牙抽了半根烟，摇了摇头。
“小叶，我不拦你。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
“到了那边，别逞能。该花钱花钱，该低头低头。那地方不是咱们的地盘。”
“我知道。”
出发那天，我带了两万美金现金，分成四份，塞在不同的地方。又带了一箱二锅头、两箱肉罐头、一箱奶粉，还有几条中华烟。
赵大炮背着一个军用帆布包，里面装着干粮、水壶、手电筒，还有一把匕首。
小李抱着一个俄语词典，脸色发白。
“叶总，我有点紧张。”
“紧张什么？”
“那边是克格勃的地盘……”
“克格勃也是人，也得吃饭。”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走吧。”
我们从绥芬河坐火车到哈尔滨，从哈尔滨飞莫斯科，从莫斯科转机飞车里雅宾斯克。
九十年代的苏联民航，飞机老旧，座椅破破烂烂，空姐板着脸，像欠了她钱。飞机餐是一小块黑面包和一杯不知名的液体，喝起来像兑了水的醋。
赵大炮看着窗外白茫茫的西伯利亚，沉默了很久。
“叶总，这片地方，真大。”
“大是大，但快不是苏联的了。”
“什么意思？”
我没回答。有些事，现在不能说。
飞机在车里雅宾斯克降落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机场很小，跑道坑坑洼洼，航站楼像中国八十年代的县城火车站。出站口站着一个穿军大衣的中年男人，手里举着一张纸，上面写着我的名字拼音。
伊万的朋友，姓什么来着？没记住。
“叶先生？”他用生硬的汉语问。
“是我。”
“跟我来。车在外面。”
他开的是一辆破旧的拉达，挡风玻璃上有一道裂缝，副驾驶的门关不严，开起来呼呼漏风。
车里雅宾斯克的夜晚很冷，零下二十几度。街上几乎没人，偶尔有一辆卡车经过，车灯在雪地上划出两道白光。
“工厂那边，安排好了吗？”我问。
“安排好了。厂长明天上午见您。”
“他叫什么？”
“彼得罗夫。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彼得罗夫。”
“他想要什么？”
那人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没说话。
我懂了。
厂长不缺卢布。卢布在贬值，今天能买一车黑面包，明天只能买半车。他要的是硬通货——美元，或者物资。
第二天早上，我见到了彼得罗夫。
车里雅宾斯克坦克厂，说是工厂，不如说是钢铁城堡。红砖围墙，铁丝网，岗亭里站着持枪的士兵。厂区内到处都是厂房、仓库、铁轨，还有一排排停在露天里的坦克，从厂门口一直延伸到视线尽头。
T-54、T-55、T-62、T-72，什么型号都有，密密麻麻，像铁铸的羊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