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弘祖止步于台地边缘，足下土石渐硬，草木疏落。前路再无微光牵引，唯见老榕盘根错节，荫覆半亩。他解下腰间布袋，取出油布包裹，层层揭开，医简与地图并置石面。昨夜交叠处温感已散，然地图一角水渍未干，形如溪流分脉，正与简背草图轮廓相接。他以指尖轻抚其上，不辨是汗是露，唯觉脉络贯通，似有所启。
遂将三日所采草药样本依序排列：鸡骨草根带青石者列于东，冷翠草白玉状者置于中，紫背天葵残渣与毒藤汁液分陈南北。又取笔记翻至黄河瘟疫卷，其字迹经年未褪，记有“河决兰阳，浊浪吞村，三日之内，阖户尽殁。病者先寒战，继呕黑血，医以黄连解毒汤灌之，不效。”彼时徐弘祖亲历废墟，见尸骸枕藉于泥沼，蝇蚋成阵，井水泛赤，方知疫从污生，势如烈火。
今观岭南之瘴，迥然不同。病者初仅倦怠，行于密林忽仆地不起，数日后肌肤发黄，气息微弱。瑶寨盘阿公尝以药浴驱邪，苗岭阿公则焚艾熏帐，皆谓“避秽”。民间素以“山中毒气”为说，然徐弘祖察其地，多在低洼湿谷，林密不通风，腐叶积尺，水stagnate而生蚊虫。今见污潭竟有鸡骨草歪生，冷翠草因光照变异，更知药性随土而迁，非古方可拘。
乃提笔于新页，先列南北异象：
北疫暴发于灾后，人因饮浊水、触尸气而病，传播迅疾，一家数口同日亡；
南瘴潜起于日常，人因久处湿热、虫咬毒侵而损，病程绵延，劳作途中猝倒。
北地病源显而易见，南境病因隐而不彰。
然二者皆沿水系蔓延，且多发于人迹往来之地。黄河故道旁村落，疫随流民扩散；岭南驿路侧山寨，瘴因商旅深入而炽。又观防治之法，北方多焚茅草、洒石灰以净地；南方则佩药囊、煮兰汤以御邪。虽术各异，其意皆在阻“不洁之气”入体。
至此，旧说“瘴为鬼气”之谬已破。徐弘祖沉思良久，忆起峨眉高僧了尘曾言：“身病由土生，心病由念起。”又思终南高道授其“天地呼吸”之理，谓山川有气脉，如人之经络，若闭塞不通，则生郁结。今黄河泛滥，淤泥封地，秽气上蒸，是为“地息壅滞”；岭南山火之后，林毁土裸，湿热难散，是为“地气逆乱”。二者皆致邪毒滋生，人处其间，呼吸感之，遂发病。
非天降灾，非鬼作祟，实乃地之病，人承之。
遂于纸上书：
“南北疫病论：一曰气候为基，二曰地脉为引，三曰人事为变。”
北方干冷，水患之后秽积于地，气候助其发酵，故疫暴；南方湿热，林毁之后毒蕴于泽，气候促其蒸腾，故瘴缓。此为气候之基。
黄河故道淤塞，气不得泄；岭南谷地封闭，风不能通。此为地脉之引。
垦山不止，则林毁而水滞；弃尸不葬，则腐化而毒生；贸迁频繁，则病随人行。此为人事之变。
三者相因，疫乃成形。
故曰：北疫因积秽而暴发，南瘴由郁结而潜生。
究其根本，非独南方有瘴，北方亦有“地病”，但形异而名殊耳。
乃提笔改旧论：“瘴非毒气，乃湿热生疫；疫非天罚，乃人地失衡。”
正书至此，忽觉朱砂笔尖微颤，似有热意自纸面反传指端。他凝神细察，原是“地脉为引”四字圈以朱砂，墨未干时，砂粒竟微微隆起，如含生机。此异非妖，或因昨夜医简与地图交叠久置，地气渗入，与朱砂相激所致。徐弘祖不惊，反以炭笔于旁注：“物性相应，或有共鸣，待考。”
随即翻出空白册页，题写“《岭南瘴疠录·理论篇》”八字，笔力沉稳，无一迟疑。逐将所思誊录其上：
首章立论，以南北对比为纲，析气候、地脉、人事三因；
次列证据，引黄河尸腐之疫、岭南密谷之瘴、瑶民药浴之俗、苗寨避虫之法；
再释药理，证鸡骨草需九蒸九晒以去毒，断肠草反佐可解百毒，皆因制法得宜，方化险为安；
终归于“人因地病，地因人变”八字，谓若能顺地之性，节用其物，洁其居，安其葬，则疫无由生。
书毕合卷，置于胸前布袋最内层，外覆油布，系带紧束。此时天色渐阴，东南云聚如墨，风自谷底升，拂动衣袂。随从持斗笠趋前，欲为遮雨，徐弘祖摆手止之。雨丝初落，细密如织，顺额而下，流经眉骨，滴于笔记封面。
水痕蜿蜒，恰覆一行小字：“理成于静，验生于行。”
字迹略晕，然笔划清晰，力透纸背。
他仰首望山，层峦叠嶂尽没于雨雾。然心中路径分明，已非仅循地图而行，而是以理为引，欲寻一村寨，试此新说。药可更，方可行，唯理须先立。若万人染病而不知其源，则良方亦难广施。
雨势渐大，浸湿发髻，沿脊而下。徐弘祖仍立不动，右手紧握短锄，左手抚册。忽闻林间一声裂响，不知何树因湿重折枝，轰然坠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