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这世道真的已经没有了天理可言？
希望的火苗一盏接一盏地熄灭。
袁征还是去了县衙。他跪在堂下，声泪俱下，呈上了自己手中的正本地契，指控公孙豹伪造文书、强占民产。
县令是个年过半百的竹竿，听完袁征的陈述，只是不紧不慢地喝了口茶，然后用一种近乎敷衍的口吻，说此事“尚有疑点，证据不足”，需“从长计议”，便将他打发了出来。
当袁征失魂落魄地走出县衙大门时，一个衙役悄悄跟了上来，将他拉到角落，低声告诫：“兄弟，听我一句劝，算了吧。那公孙豹的姐姐听说是跟书将军沾亲带故，你斗不过他的。”
衙役说完，塞给他两个铜板，叹了口气，便匆匆离去。
那两个冰冷的铜板，仿佛是对他所有努力的最后嘲讽。
袁征不甘心，他想起了自己在成都时的一些旧识。他写了几封信，试图托人送出去。然而，信使带回来的，要么是人去楼空的消息，要么是对方以各种理由推脱的冷漠回绝。
人走茶凉，世态炎凉，他这个远离权力中心八年的“故人”，早已成了别人履历上一段可以被轻易抹去的尘埃。
他的奔走彻底激怒了公孙豹。
一天夜里，当袁征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临时落脚的破旧祠堂时，几个黑影从黑暗中窜出。棍棒如雨点般落下，他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便被打得昏死过去。
醒来时，他躺在冰冷的石板上，浑身骨头仿佛都碎了，脸上、身上火辣辣地疼。月光从祠堂的破洞里照进来，照亮了他嘴角的血迹和肿胀的脸颊。
他败了。
败得一塌糊涂。
他挣扎着爬到母亲的牌位前，这个由他亲手所刻的、如今唯一能给他慰藉的物件面前，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崩溃，一个二十八岁的男人像个孩子一样失声痛哭。
难道，真要就此认命？让母亲的祖宅被恶人占据，让她在九泉之下都不得安宁？
泪眼模糊中，他开始整理母亲留下的那个小小的遗物包裹。里面只有几件浆洗得发白的旧衣服，和一个小小的木匣子。打开木匣，里面是一支早已干枯的珠花，还有一枚……用红绳串着的、质地温润的玉佩。
看到这枚玉佩，袁征的心猛地一跳。
他认得这枚玉佩。这不是母亲的，是他的。
那是八年前，他决意离京外放时，宫中一位与他自幼相熟的小宦官，在送别时偷偷塞给他的。那位小宦官名叫李贵，为人机敏，心思缜密，两人虽主仆有别，但情谊甚笃。
李贵当时拉着他的手再三叮嘱，说此去山高水远，若将来遇到万不得已的难处，可去成都西街最大的那个马行，找一个姓李的马商，那是他的远房堂兄。
十年来，袁征从未想过要动用这份情谊，他以为自己永远都不会有“万不得已”的那一天。
而现在，他已经坠入了深渊。
那位名叫李贵的小宦官，这些年一直有零星消息传来。据说他极受太子刘承的喜爱，如今已是太子东宫之中一个颇有头脸的内侍了。
这是他最后的一根稻草。
袁征颤抖着手，将那枚玉佩紧紧握在掌心，玉佩的温润仿佛给了他一丝力量。
他做了一个决定。
第二天，他当掉了自己身上最后一件值钱的东西——一方伴随他多年的砚台，换来了几十个铜板。他用这笔钱雇了一个据说是全县最可靠、脚程最快的信使。
他趴在祠堂的供桌上，忍着全身的剧痛写了一封信。
这封信，他字斟句酌，写得极为巧妙。信中，他没有提半句自己被欺压、祖宅被强占的惨状。他只是用一种极为谦卑和困惑的语气，向那位“李内侍”请教一件事。
信中写道，他回乡奔丧，偶遇乡人公孙豹，此人自称是刘书大将军的小妾之弟，正在“奉将军之命”，在家乡“整顿乡风”。因自己不慎，似乎与这位公孙豹产生了一点小小的“误会”。
他恳请李贵能否通过宫中的关系，悄悄帮忙核实一下，书将军府中是否确有这样一位公孙姓的亲眷？他害怕自己无意中“冲撞了贵人”，得罪了刘氏家族，故而特来求证，以便“及时赔罪”。
他将那枚玉佩连同信件，一同交给了信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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