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事，如同一副用道德与智慧精心打造的、精致而温柔的枷锁，即将锁住这位年轻皇帝充满抱负的手脚，也将为日后整个帝国的命运埋下最沉重、最致命的伏笔。
要真正理解郭蒙这篇奏疏的巨大杀伤力，就必须先理解郭蒙本人，以及他所代表的、那个时代最顶级的士大夫阶层的精神世界。
郭蒙与其兄郭璞，是东晋文化星空中最耀眼的一对双子星。他们年少成名，享誉京师。
当时的文坛盟主陆机读罢他们的文章，曾对人私下感叹：“三十年后，无人更道着我。”
而高居庙堂之上的晋怀帝，在惊喜地读完兄弟二人的对策后，更是欣慰地回到后宫，对皇后说：“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
如此高的起点，如此多的赞誉，几乎从一开始就塑造了郭氏兄弟的政治底色：他们是儒家理想主义最虔诚、最完美的信徒。在他们的世界观里，一个理想的国家应该是“君王垂拱而治，与民休息”的。
政府的职责是施行仁政，维持秩序，而不是事必躬亲，更不应该像一个汲汲营利的商人一样，伸出权力之手去干预经济，与民争利。国家的财富应该“藏富于民”，而非“藏富于官”。
这套温文尔雅、充满道德感的政治哲学，在启宗那样的承平时期，或许是治国安邦的良方。但在明宗皇帝登基的年间，它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来自残酷现实的挑战。
彼时的大汉，早已不是启宗时期那个表面繁荣的盛世模样。冗兵、冗官、冗费，这著名的“三冗”问题，如同三座沉重的大山，压得国家财政几乎无法呼吸。为了维持一支数量庞大却战斗力低下的军队，为了供养一个臃肿不堪的官僚体系，国库早已捉襟见肘。
对外，北有强燕虎视眈眈，西有悍秦频频叩关，东有富晋黄雀在后。连年的边境冲突，更是耗尽了国库的积蓄。国家，已经走到了破产和崩溃的边缘。
正是在这样一种内外交困、退无可退的背景下，年轻的汉明宗与锐意进取的徐数，开启了那场震动天下的变法。
“青苗法”试图打破豪强地主对农民春耕借贷的残酷垄断，由政府提供低息贷款；“募役法”希望将百姓繁重的徭役改为雇人应役，减轻农民负担；“市易法”则旨在由国家设立机构，调控物价，抑制奸商。
这些政策的核心，无一例外，都是要加强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全面干预，通过“理财”来聚拢财富，最终达到“富国强兵”的宏伟目的。
然而，这在郭蒙、吉瑞、柳太后等旧党大臣看来，是对儒家圣贤之道的公然背叛和亵渎。国家怎么能像放高利贷的一样放贷取息？朝廷怎么能像市井商贾一样从事买卖？
这与孔孟之道所倡导的“罕言利”背道而驰。在他们眼中，徐数的变法不是救国良方，而是“以利为本”的苛政，是一条扰乱天下、祸国殃民的歧途。
旷日持久、不死不休的“新旧党争”就此拉开序幕。
这场斗争的残酷性，郭蒙有着切肤之痛。他的兄长郭璞，因为写诗讽刺新法，引发了著名的“德阳诗案”，被投入大牢，严刑拷打，险些丧命。
若非郭蒙挺身而出，以官职为兄赎罪，加上徐数等人的劝解，郭璞早已人头落地。即便如此，郭璞也被贬往偏远的凉州，郭蒙自己同样受到牵连，被贬谪多年。
这些痛苦的经历，无疑加深了他对“新法”以及推行新法的“新党”的憎恶与恐惧。在他的内心深处，徐数所代表的激进变革，已经与酷吏、权谋、政治迫害这些阴暗的词语，紧紧地捆绑在一起。
而吉瑞所代表的保守路线，无论现实中存在多少问题，都至少在道德上是纯洁的，是通往天下太平的唯一正道。
这3年，是旧党士大夫们的黄金时代，也是他们理想主义的一次全面实践。刘书、吉瑞、柳太后、郭蒙……这些备受打压的元老重臣，相继执掌大权，他们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尽废新法”。
他们以一种近乎复仇的决绝和不容置疑的道德自信，将徐数苦心经营十余年的改革成果，在短短一两年内悉数推倒重来。他们的原则简单而粗暴：无论好坏，不问利弊，凡是新法一概废除。
这种“矫枉过正”的行为，甚至让旧党内部都产生了分歧。例如，徐数推行的“免役法”（即募役法），郭蒙本人在地方为官时，就亲身感受到此法对百姓的好处，认为利大于弊，曾上书请求保留。
但作为旧党领袖的吉瑞，却以不容商量的口吻固执地坚持，必须恢复到过去那种百姓轮流服役的差役法。
这种为了反对而反对的政治操作，使得刚刚有所起色的朝政，迅速陷入了另一种混乱。更为致命的是，全盘废除新法直接导致了国家财政的急剧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