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刘裕为建康的内乱而忧心忡忡，准备写信安抚刘穆之时，第二个，也是最致命的噩耗，接踵而至。
又一匹驿马，带着加急的军报，冲入了长安的行营。信使带来了刘穆之突然病逝的消息。
这个消息，如同一道晴天霹雳，击中了刘裕。他手捧着书信，怔在原地，久久不能言语。周围的将领们看到他脸色煞白，浑身颤抖，都不敢出声。过了许久，刘裕才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泪水夺眶而出。
他感觉自己仿佛被抽走了主心骨。刘穆之的死，对他而言，不仅仅是失去了一个得力的助手，更是他整个政治和军事体系的崩塌。
没有了刘穆之在建康坐镇，那些心怀叵测的政敌，必然会蠢蠢欲动；朝廷的运转，军队的补给，都将陷入混乱。他再也无法安心地在前方指挥作战。
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感，攫住了刘裕的心。他抬头望向西方，那里是赫连勃勃的夏国，一个凶悍的敌人。再向北，是日益强大的北魏，一个潜在的、更可怕的对手。
他知道，统一大业，需要时间，需要一个绝对稳定的后方。而现在，他失去了这个最重要的前提。
长安的宫殿，依旧雄伟，但在此刻的刘裕眼中，却多了一丝凄凉。收复故都的喜悦，被现实的残酷冲刷得一干二净。他陷入了两难的抉择：是继续西进，冒着后方失控的风险，去追逐那统一天下的梦想？还是立刻返回建康，稳固自己的权力根基，将北伐的成果暂且搁置？
这是一个痛苦的抉择。前者，是他毕生的理想，是他作为一名军人最高的荣誉；后者，则是现实的考量，是作为一个政治家必须做出的妥协。
长安的风，吹得他身上的战袍猎猎作响，也吹乱了他前所未有的、纷乱的思绪。最终，权力的本能，战胜了英雄的梦想。他做出了那个让他抱憾终生的决定：放弃长安，返回建康。
三秦父老拦在门口，泪流满面地说：“我们已经一百年没有见到汉人的军队了！长安的十座皇陵是你们家的祖坟，咸阳的宫殿是你们家的旧宅，你们还要去往何方？”
刘裕听了这番话，心中百感交集。
但他必须撤军南返。
为何？因为留在后方主持政务的刘穆之突然去世了。刘穆之是刘裕最信任的人，负责打理后方事务，他这一死，建康的局势顿时变得动荡不安。
门阀士族见状，开始蠢蠢欲动。
刘裕留下一万人镇守长安，自己则率领大军南撤。
北魏谋士崔浩早已预料到这一结果，他对拓跋嗣说：“刘裕很快就会撤军，关中之地迟早会归我们所有。”
为何如此肯定？
因为崔浩看透了刘裕与东晋士族之间的深刻裂痕。刘裕出身寒门，一生都被士族轻视，他掌权后大力提拔寒门子弟，士族对他恨之入骨。
当你在前线浴血奋战时，后方却随时可能发生变故，这仗还怎么打？
果然，刘裕刚一撤军，长安便失守了，赫连勃勃率领的夏国军队攻入了长安。这一点，就连他的对手胡夏皇帝赫连勃勃的谋士王买德都心知肚明。
买德讲道：“关中那地方地势险要，可刘裕却让自己小儿子去守。他匆匆忙忙回去，正是急着篡位夺权呢，哪还有心思顾及中原啊。”
其实，323年3月，此时的王镇恶，正沉浸在无上的荣耀里。就在几个月前，他率领水师沿渭水逆流而上，以“陷阵之锋，攻无不克”的威势，一举攻克了后秦都城长安。
这位前秦丞相王猛的孙子，终于替家族完成了跨越数十年的复仇，也为自己的主公刘裕，立下了不世之功。
刘裕在灞上迎接他时，曾激动地握着他的手说：“成我霸业者，卿也！”这句话，几乎等同于一张未来的“免死金牌”。
然而，一场庆功宴，却在北府军的帅帐内，变成了一代“战神”王镇恶的断头饭。没有惊天阴谋的预告，没有两军对垒的厮杀，北伐第一功臣，连同他的七个兄弟，被“自己人”沈田子（刘裕纵容的）乱刀砍死。功高震主！
刘裕走后，留下的代理人、年幼的儿子刘义真根本无法掌控局势，部队内部又矛盾重重，最后被胡夏的皇帝赫连勃勃的军队全部歼灭。
于是，公元323年4月，关中地区再次沦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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