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瞬间全明白了。为什么喀什能抵抗如此之久？为什么他们的军械中，有那么多汉军从未见过的、来自西方的冷兵器？为什么沙伊克在山穷水尽之际，依然有底气与官军周旋？
答案就在这封信里。他所谓的“投降”，不过是在等待，等待东罗马和波斯的介入，等待一个能让他彻底翻盘、裂土封王的机会。他根本不是一个走投无路的叛匪，他是一个怀揣着巨大政治野心、不惜出卖国家领土以换取个人权力的阴谋家。
这场战争的性质，在唐波眼中已经彻底改变。它不再是朝廷平定内部叛乱的“家务事”，而是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反分裂战争。
一旦让沙伊克的图谋得逞，哪怕只是部分得逞，东罗马和波斯的势力将堂而皇之地越过边境，深入C国腹地。届时，整个西北将糜烂，新疆将不保，大汉将面临被拦腰斩断的亡国之危。
“抚”这个字，从唐波的脑海里被彻底、永远地抹去了。
他知道，如果让沙伊克活下来，哪怕只是将他流放到边远地区，以他在教中无可比拟的号召力，以及东罗马和波斯在背后的支持，西北将永无宁日。他就像一颗剧毒的种子，只要给他一点土壤和水分，就会立刻重新长成参天大树，结出分裂的恶果。
必须用最血腥、最决绝、最不留余地的方式斩草除根，将这颗毒种连同它所扎根的土壤一起彻底焚毁。这不仅仅是为了告慰孙曜和数千阵亡汉军的在天之灵，更是为了给所有觊觎C国领土的内外势力一个最严厉、最清晰的警告。
唐波没有立刻将这份密信的内容公之于众。
他深知此事干系太过重大，一旦泄露，可能让东罗马和波斯找到直接军事干预的借口，反诬汉廷迫害宗教。他必须找到一个让天下人都无话可说的、公开的理由，来执行这场必要的屠杀。
他将那份密信的译文小心翼翼地锁入自己随身携带的机要木箱，然后不动声色地召集了孙宇等核心将领，只字未提东罗马和波斯之事，而是宣布了一个决定。
他告诉将领们，沙伊克虽降，但其心必异，城内一定还有其死忠分子私藏军械，图谋不轨。他命令孙宇，以搜查私藏军械、清点降众为名，立即率兵进入马五寨，并特别嘱咐，一定要“仔细”搜查沙伊克的府邸和清真大寺。
325年3月13日，孙宇率领数千精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控制了马五寨全城。
果不其然，在沙伊克府邸的地下密室和清真寺的夹墙内，汉军掘出了堆积如山的私藏军械。除了大量的大刀长矛投石器外，还有数不清的皮鲁姆标枪、短剑和长剑、大型盾牌和头盔、锁子甲，以及几面代表着僭越谋逆的龙凤旗帜。
人证物证俱全。
唐波再无任何顾忌。他立即修写奏折，快马加鞭上奏朝廷，详细历数了沙伊克“降而复叛，阴蓄外心”的种种罪状，并附上了搜出的古罗马枪械图样和龙旗作为铁证。
在奏折的末尾，他用最严厉的措辞，请求将沙伊克及其成年子嗣“凌迟处死”，其余家眷“一体正法”，以儆效尤。
半个月后，成都城的谕旨加急送达新疆前线，上面只有两个字：准奏。
屠杀，在喀什古城空旷的雪地里进行。
325年3月29日，沙伊克和他的儿子，在所有投降的和汉军将士面前，被处以极刑——凌迟。随后，他的整个家族，三百一十二口人，被分批押赴刑场，尽数斩首。
刀光一次次闪过，温热的鲜血喷洒在冰冷的雪地上，很快凝固成一滩滩触目惊心的黑紫色。哭喊声、咒骂声、求饶声响彻云霄，最后都归于死寂。
整个喀什古城，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屠宰场，空气中弥漫着浓得化不开的血腥味。
唐波全程没有出现在刑场。
那一整天，他都独自待在自己的帅帐里，谁也不见。他只是在摇曳的烛火下，一字一句地写着那封给明宗皇帝的绝密奏折。
他没有在任何公开的文书和奏折里提及那封与东罗马和波斯勾结的密信，因为那是不能摆在桌面上的“高层博弈”。但在给皇帝的这封密折里，他附上了那份至关重要的译文，并用最沉重、最坦诚的笔触，写下了自己的心迹：
“……沙逆之罪，非在叛国，而在卖国。其勾结东罗马波斯，欲裂我疆土，此乃动摇国本之大患。若不施以雷霆手段，斩草除根，则西北永无宁日，国疆亦危。臣宁负一时之酷名，受万世之唾骂，也要斩断卖国毒根，不愿为国家千古之罪人。伏请圣上明鉴。”
他知道，这一刀砍下去，自己“屠夫”的骂名是背定了。但他更知道，这一刀为大汉守住了西北的门户。
嚈哒军的双手，不仅曾将屠刀砍向汉军将士，更浸透着新疆各族无辜百姓的血泪。一个宽纵的决定，固然能彰显天朝的“仁慈”，却也极有可能为这片刚刚从地狱中挣脱的土地，埋下一颗百年之后依旧会引爆的毒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