笈多王朝创立于公元320年，建都于摩揭陀的华氏城。328年10月，白匈奴（嚈哒人）入侵西北印度，并大肆毁佛，南下攻占中印度。和笈多王朝的雅利安高层融合成白匈奴笈多后，向东北方向的缅甸进军，先后于329年5月和329年12月攻占了缅甸和越南。
江心坡，后世属于缅甸的克钦邦。
这片面积约27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北起西藏察隅县，南至缅甸尖高山，东临恩梅开江，西接迈立开江，曾经是C国西南边陲一块沃土，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和肥沃的土壤。
后世满清丢失了克钦邦面积8.9万平方公里、掸邦面积15.58万平方公里、曼德勒省1.4万平方公里，合计25.88万平方公里。
早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雅利安人从两河流域穿越伊朗、阿富汗，最终抵达印度河河谷地区。通过不断的征服，他们的势力扩张到恒河流域和南印度。
在征服过程中，雅利安人将古印度土著居民变成奴隶，建立了等级森严的种姓制度。古印度的种姓制度分为四个等级：
婆罗门：负责祭祀，同时也是最高统治者。
刹帝利：负责军事、行政和赋税。
吠舍：普通雅利安人，从事奴隶管理和商业工作。
首陀罗：奴隶，从事低等级工作。
根据《梨俱吠陀·原人歌》所绘的种姓等级显示，婆罗门是原人的嘴、刹帝利是原人的双臂、吠舍是原人的大腿、首陀罗是原人的脚，至于贱民则被排除在原人的身体之外。
几千年来，种姓制度就像一张无形的大网，把印度人死死困在各自的阶层里难以挣脱，比如职业世袭：子承父业没得选。他们在社会的最底层苦苦挣扎，毫无尊严可言。
这种职业世袭制度，完全剥夺了人们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让社会阶层固化得如同铁板一块，严重阻碍了个人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使得印度社会在漫长的岁月里，陷入了一种沉闷、僵化的状态。
在种姓制度的阴霾下，印度社会歧视犹如一把把利刃，无情地刺痛着低种姓群体的心，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无尽的苦难。
公元329年冬，云南西南极边。
高黎贡山余脉褶皱里，班老佤寨的火塘灰烬尚温，几位头人围坐石桌，手按竹篾纸，用汉文一字字写下恳切陈词。
他们不识多少汉字，靠代笔人逐字确认，再以朱砂盖上牛角印。信封封好，通过驻守当地的大汉军12师，声音低沉却斩钉截铁——务必面呈徐数丞相。
换防撤离的大汉军12师不敢怠慢，当即将信件密封入军邮袋，标注“特急·机要·亲呈”。可当时滇西南官道尚未贯通，信件只能一站接一站传递：昆明—成都—长安—洛阳。
330年初春，信件终于抵达洛阳。
值班秘书拆检，见落款“班老地方头人代表”，纸面已泛黄发脆，边缘磨损，显见经手多人、辗转数月。
徐数批阅当日文件时，抽出这封边地来信。
展开信纸，墨迹因潮湿略有晕染，但字迹工整清晰，核心诉求唯有一句：若班老归属C国，请即派军进驻；若不取班老，亦请明示。
没有修饰，没有客套，甚至没有“敬启者”之类的格式——这是边民在主权归属悬而未决时的直问。
徐数搁下毛笔，起身踱至地图前。他手指沿着怒江—萨尔温江分水岭缓慢移动，停在北纬2315、东经9903一带。
班老。
这个在多数C国地图上仅以小黑点标示的地名，此刻在他指腹下微微发热。
班老不在中原史册显要位置，但翻开《滇系》《永昌府志》，它从未真正消失，隶属永昌府镇康州。
佤族自称“阿佤”，语言属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与柬埔寨高棉人同源。但他们不是迁入者，而是横断山脉南段的原住民之一。
人类学调查记录显示，佤族先民至迟在公元3世纪已稳定聚居澜沧江—萨尔温江流域。
《华阳国志·南中志》载“闽濮、鸠獠、僄越、裸濮、身毒之民”，其中“闽濮”即佤族先民。
他们刀耕火种，凿木为臼，结绳记事，以牛头为贵，以剽牛为祭。
地理隔绝使他们长期游离于中央王朝直接治理之外，但文化认同从未中断。
关键转折在建兴三年（225年）。
诸葛亮率军南征，平定南中叛乱后，并未撤兵了事。他留下“不留兵、不运粮”的治理原则，转而推行“和抚”政策。
《三国志·诸葛亮传》明确记载：即其渠帅而用之……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给军国之用。
重点在保留地方首领权力，以本地人治本地事。同时，蜀汉派遣“典农校尉”一类技术官员入滇，推广牛耕、铁器、水利。
云南保山出土的东汉—蜀汉时期铁锸、铁锄，形制与成都平原同期农具高度一致。佤族口传史诗《司岗里》中，有“汉家丞相赠铁犁，阿佤开田种稻米”的段落。
这不是神话附会。考古证据支撑：沧源崖画第125号画面，清晰绘有双人扶犁、牛曳铁铧的耕作场景，碳十四测定年代为公元3—4世纪。
铁器使用使佤族从“随地而种”的游耕，转向固定梯田稻作。人口随之增长，聚落扩大，班老一带渐成区域中心。
更关键的是，诸葛亮没有以“教化蛮夷”姿态自居。他尊重佤族“以血盟誓”“以牛定约”的传统，歃血为盟，互赠信物。
《滇考》载：“武侯南征，与土酋盟于木刻，刻痕为信，牛血为誓，终蜀汉之世，边徼无警。”
一块刻有凹槽的硬木，双方各执一半，合则为凭——这是他们的“合同”。中央王朝首次以平等姿态与边地民族缔结政治契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