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叔高明。后世为何会以讹传讹？”
“C国古代诸子百家思想，总体可归纳为三大流派：智商、情商和仁爱派。
智商派：鬼谷子、孙子、墨子，代表作《鬼谷子》、《孙子兵法》、《墨子》。
情商派：老子、庄子，鬼谷子，代表作《道德经》。
仁爱派：孔子、墨子，代表作《论语》。
儒家思想作为中华文明延续两千余年的主流意识形态，塑造了C国社会的伦理秩序、价值观念与行为模式，其中仁爱、诚信、责任、和谐等理念至今仍具现实意义。
一、后世，歪曲儒家初心的千古罪人——朱熹。现在，我们来看看朱熹是怎样全面歪曲先秦以前的儒学的。
1、“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出自于《论语·雍也》。先秦以前儒学立足人性，倡导“己欲立而立人”的共情与践行，是一门充满生命力的学问。
而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彻底扭曲了儒家立足人性、兼顾现实的底色，更是压制个体欲望与个性发展。
2、“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出自《论语·学而》：学过之后在适宜的时间里再实践，才能解开心中疑惑并带来愉悦感，也就是学以致用，知行合一。
宋代朱熹注“时习”：学习并时常复习，不是很快乐吗？于是乎，宋朝朱熹以后，士人研习儒学不再是探索人性与社会的本质，而是机械背诵朱熹的注解，不敢有丝毫偏离。
社会层面，则长期秉持法先王、封闭保守、崇古守旧的思维模式，反对根本性的制度变革与思想突破。
轻视生产技艺、商业活动与科学探索，将“奇技淫巧”视为异端，重伦理轻逻辑、重道德轻实证，缺乏科学精神与理性思辨的方法论，严重扼杀了理性、科学、进步、变革、创新的可能。
3、从宋代朱熹开始，三纲五常连用。理学将“天理”等同于三纲五常，这套标准被强加给社会各阶层：君要臣死，臣不死不忠；父要子亡，子不亡不孝。而男尊女卑，妻子对丈夫要绝对服从，“三从四德”成为禁锢女性的精神枷锁。整个社会呈现出刻板、压抑的氛围。
而正宗儒学《三字经》中的“三纲”：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讲的是君主和臣子之间的关系要公正合宜，父母和子女之间要相亲相爱，丈夫和妻子之间要和睦相处。
父母在，不远游。在后世的曲解之下，这句话成了禁锢人身自由的帮凶，然而半句话害死人。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如果父母健在，作为儿女，确实应该侍亲为孝，然而，如果事出有因，远游也是应该的。
4、在政治层面，程朱理学彻底沦为封建统治的工具。封建统治者将皇权与纲常伦理绑定，宣称皇帝是“天理”在人间的代言人，百姓服从皇权就是“存天理”的表现。这种思想让民众逐渐丧失对权力的批判意识，沦为顺从的奴隶。
其实，正宗的儒家文化特别讲究权利与义务的对等性。孔子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意为君要像个君，臣要像个臣，父亲要有父亲的样子，子女要有子女的样子，倡导一种平等有序的社会秩序。
孔子所提出的君臣父子，不过是对上下级关系和长幼关系的规范和制约。上行下效，相互尊重才是维持正常秩序的根本。
孔子主张“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如果国君无道，在儒家看来，那是可以推翻立新的，天道都不会眷顾你的。这种“从道不从君”的思想，真正读懂的，大概只有孟子。
孟子明确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之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之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
儒家主张“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在这样的认知里，君臣关系是契约性的，在这种契约的关系下，人们可以说是自由的。
在孟子的学说里，从没有一味服从的思想，相反，儒家是支持臣民反抗暴政的：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儒家孔孟观点最早的根源是《尚书》周公：天命靡常，惟德是辅。即统治的合法性来源于道德与民心，而非单纯的血缘或武力。当君主暴虐无道、失去民心时，其统治的正当性便不复存在。
5、“刑不上大夫”：宋元明清以后，?后人因字面误解和阶级偏见长期误读的结果，赋予权贵法律豁免权，摒弃了法治精神。同时，司法审判以礼教为核心，律法沦为礼教的附庸，官员断案优先考量道德层面的“忠孝节义”，而非律法条文。
法家“一断于法”的务实精神被抛在脑后，法治体系形同虚设，官场腐败与权力滥用的现象愈发严重。法律是维护等级的工具，而非约束权力的准绳；人情、伦理、身份往往高于规则。
与后世“法不容情”、“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法治原则完全背离。而法治的核心是“法律至上”，权力受法律约束，权利受法律保障，强调程序正义、规则之治。
但其实，正本溯源，这句话本是儒家“以礼治国、体貌大臣、激励廉耻”的政治哲学，强调对贵族阶层的道德自律要求。“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出自《礼记·曲礼上》。
根据《孔子家语》记载，“刑不上大夫”指大夫犯罪需顾及尊严，因此，便规定即使贵族犯罪，只是不得使用带有侮辱性质的“肉刑”，而并不是指不用受到刑罚，重大罪行者需“跪而自裁”。
“礼不下庶人”则指老百姓由于平时忙碌，没有空闲时间讲究礼仪，因而不用在礼仪方面过于苛责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