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林小满后，陈砚舟回到屋内。他望着昏迷的母亲，心里沉甸甸的。看着油灯芯子快烧到底了，火苗缩成一粒黄豆大小，晃得厉害，他暗暗下定了决心，要为这个家，为未来做点什么。于是他起身，开始在屋内翻找起来，找到了一个药罐。
陈砚舟伸手将药罐轻轻推回墙角，手指在罐底多摩挲了片刻，确认当票还在，且被压得严严实实。
他没再看母亲，只伸手探了探她鼻息，稳的。然后他坐回案前，膝盖顶着桌腿，把那本《陈氏旁支月用开销》掀到背面空白处，撕下一张，对折，再撕，裁成四片小纸。
炭条是从灶膛里扒出来的，半截黑不溜秋的，捏在手里像根枯骨头。他吹了吹灰，蹲在灯前，把纸片铺平。
第一行写：“永昌三年，户部尚书李维，贪墨军饷三十万两，抄家，子流岭南。”
他想到当年因这类贪官污吏而家破人亡的百姓，心中愤恨难平，这笔一定要记下，绝不能让这些罪恶被掩盖。笔画轻得几乎看不见，但他写得极慢，每落一笔，舌尖就抵一下上颚，像是在嚼字。写完，他低声念了一遍，又自己问：“这一句，能救几条命？”
没人答他。只有雨还在敲窗纸，啪啪啪，像催命。
他知道李维案牵出七省账目不清，三年内砍了十二个知府的脑袋，其中六个是冤的——只因查账的御史为了交差，拿寒门出身的替罪羊填数。那年他还在读博，翻到《刑案汇编》里的供词，一个叫周慎的生员跪着认罪，说“学生实未受贿，但家贫无力辩”，后来瘐死狱中。
这名字他记了十年。
现在，他把“周慎”两个字写在第二条底下：“天启三年，江南科场舞弊案发，主考官三人罢黜，牵连士子百三十七人，周慎绝食死。”
炭条断了。他没动，盯着那截断头看了两息，才捡起来夹在指间继续写。手稳，心不颤。他知道这名字将来会血淋淋地砸在朝堂上，也知道此刻写下它，等于在自己脑门上刻了个靶子。
可他得记。
不记，就忘了。
第二张纸开始分门。他用指甲在纸角划了个“灾”字，写下：“天启元年，黄河决口，河南、山东、南直隶三省大水，流民百万，疫病起于六月末至七月初。”
写完又停住。七月？是六月还是七月？
他闭眼，脑子里过地图——黄河自开封府段溃堤，洪峰顺运河南下，淹到扬州是八月初三。疫病最早出现在归德府，地方志记“六月廿七，民有呕血死者”，但《疫症考》说是七月初一。两个时间差五天，差的是五万条命。
他咬住后槽牙，把“七月”改成“六月末至七月初”，又在旁边补一行小字：“当备药、迁高地、禁食腐粮。”
第三张纸标“战”。他写：“永昌五年，北狄寇边，破雁门关，守将战死，京营援军迟三日。”
写到这儿，手抖了一下。
雁门关破那年，原主娘刚咽气，他正跪在坟前烧纸。火光里突然传来马蹄声，一队溃兵冲进村子，抢粮杀狗，有个老兵被砍倒在田埂上，肠子流了一地。他记得那人临死前喊的不是娘，不是爹，是“粮车呢？粮车怎么没来？”
后来他查史书才知道，兵部调粮令被压了三天，卡在礼部崔巍手里——就为争一道折子上的署名顺序。
他把“崔巍”两个字圈起来，圈得死紧。
第四张纸写“腐”。他列了六个名字，李维排第一，崔巍排最后，中间四个还没事发，但他知道他们迟早要倒：一个贪了河工银，一个卖了军职，两个吃空饷，一个勾结盐枭。
写完一数，十二个事件，四类，每类三件。他把纸片收拢，用灶灰捻成的小泥团压住角，免得被风掀了。
灯快灭了。
他伸手拨了拨灯芯，火苗跳了两下，反而更暗。屋里只剩下他呼吸的声儿，还有炭条在纸上蹭的沙沙响。
他知道不能再拖。明天一早就得去账房报到，东家陈元达最恨人懒散，迟到半刻就要扣工钱。他现在欠着米行五斗粮，娘还躺着，工钱不能丢。
可这些纸不能留桌上。
他起身，把四张纸折成指甲盖大小，塞进药罐最底下，盖上当票，再把罐子原样放回墙角。然后他蹲下，用脚尖把炭屑扫进炉灰堆，又拿破布擦了桌面，最后把账本翻回正面，压在砚台底下。
做完这些，他才躺回床铺。
人刚沾草垫，外头院门“吱呀”响了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