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砚舟牵着马在宫墙外站了半刻钟，缰绳攥得指节发青。风卷着雪粒往领口钻，他没动，也没抬头看那扇紧闭的朱红大门。
半个时辰前，他还站在校场边上，听着传令兵喘着粗气喊出“秦五重伤”四个字。现在，他的披风上还沾着马背上的霜，靴底压着未化的雪泥，整个人像是从北境风沙里直接走到了这京城最安静的角落。
可他知道，真正的仗，不在边关。
他在等礼部尚书下值。
门吱呀一声开了条缝，出来个捧匣子的小吏，差点撞他身上。小吏认出是兵部那位冷面大人，吓得往后退了半步。陈砚舟没理会，抬脚就往里走。
“陈大人！”守门的老差役拦了一下，“尚书还没回衙呢。”
“我就在这儿等。”他说完，把马缰往旁边石墩上一绑，大步跨进院子。
正堂空着，炭盆烧得半死不活。他也不坐，就在厅中来回踱步，靴底在青砖上踩出沉闷的响声。手里那份折子已经被他翻了三遍，纸角都起了毛边。
上面写着三个字：时务策。
不是要废八股，是要加一场考。农桑、河工、兵略，哪样都是百姓活命的事。可就是这三个字，能掀翻多少人的饭碗？
他知道礼部那些人怎么想——读书人就该谈经论道，讲什么“天地之心”，谁提实务谁就是俗气，是武夫行径。
可去年春荒，一个县令拿着圣贤书站在饿殍遍野的村口，念“君子谋道不谋食”，结果呢？暴民冲进县衙，把他供在孔庙里的牌位砸了个稀巴烂。
陈砚舟记得清清楚楚。
脚步声从廊下传来，稳而慢。他停下，转身。
礼部尚书李元柏披着狐裘进来，见他站着，眉头一皱：“你怎么在这？”
“有事请教。”陈砚舟拱手，声音平得像井水。
“坐下说。”李元柏脱了外裳，接过茶盏，“又是为边关？朝廷已经派了援军，你何必亲自来催？”
“不是为边关。”他没坐，“是为三年后的天下。”
李元柏吹着茶，眼皮都没抬：“哦？那你倒是说说，三年后你能改天换地？”
“我不改天，只改一场考试。”陈砚舟把折子递过去，“会试加试‘时务策’，专考民生实务。考生可选其一作答，不强求，不限题。”
李元柏翻开看了一眼，冷笑：“祖制不可轻动。自开国以来，科举以经义取士，何曾掺过这些杂学？你这是要把考场变成农夫讲理、匠人论道的地方？”
“那您说，”陈砚舟盯着他，“一百年前，您祖父是怎么中的举？”
李元柏抬眼。
“我记得看过族谱，”陈砚舟语气没变，“李老先生当年在乡塾教蒙童，靠一篇《论井田复行之利》被主考官赏识，破格录为秀才。那篇文章讲的是如何分地、劝耕、均赋——全是实务。要是按现在的规矩，这种文章连初筛都过不了。”
堂内一下子静了。
李元柏的手指在茶盏边缘轻轻敲了两下。
“你这是拿我祖上说事？”
“我不是说事，是说理。”陈砚舟往前半步，“当年您祖父能凭实学出头，是因为那时还有路。可现在呢？一个寒门子弟，就算知道怎么修堤坝、怎么防蝗灾，写进策论也是‘不合体例’，打回来。他们不是没才，是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你就非要改科举？”
“不是我要改，是天下得改。”他声音低了些，“上个月我在江南查赈粮案，有个老秀才跪在府衙门口，捧着三十年来的答卷，一页页念给我听。他说他考了十二次，每次策论都写‘重农抑商’‘省徭薄赋’，可考官批的都是‘空泛无用’。最后他疯了，在贡院门口撞墙。”
李元柏没说话。
“周慎也不是死于案子。”陈砚舟继续说，“他是死于一句话都说不出口。他写的《备荒十策》，到现在还在民间抄传，可当年连试卷都没收进阅卷房。字可以删，理不能屈——这话是血写的。”
烛火跳了一下。
李元柏放下茶盏，慢慢开口：“你要改，就得担后果。士林清议不会放过你，世家也不会。你一个兵部尚书，插手礼部事务，别人会说你越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