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牌在阳光下晃了一下，孩子的小手还抓着那东西不放。陈砚舟低头看着，指尖轻轻碰了碰那枚重铸过的兵符，边缘有些粗糙，是匠人没打磨好，也像是故意留下的棱角。
他知道是谁的意思——秦五从不戴饰物，但这块牌子，是他死前贴身带着的。如今挂在孩子身上，像是一句没说完的话。
“该走了。”他低声说。
裴昭站在一旁，没再说话，只是把披风裹紧了些。她脸色还是白的，可站得笔直，像从前在校场点兵那样，连呼吸都压着节奏。乳母接过孩子，襁褓动了动，那枚铜牌轻轻撞在布面上，发出一声闷响。
陈砚舟转身，靴底踩在青石阶上，声音干脆。马已经备好，黑鬃扬起，鼻息喷出两股白气。他翻身上马的动作利落，仿佛这十年没在朝堂踱步，一直都在边关策马。
秦五骑在他侧后方，左手始终按在刀柄上。他腿跛，上马慢半拍，但从不让人扶。两人一前一后出了宫门，街面刚扫过水，尘土压住了，但风里还是有股灰呛味。
“走驿道，不惊动地方。”陈砚舟说。
秦五应了一声：“明白。”
他们没带仪仗，也没挂官牌，只穿了寻常深衣，像是南下的访亲士子。可路过城门时，守卒还是多看了两眼。其中一个伸手要拦，看清马上人的脸，又缩回了手，低头退开。
陈砚舟没理会。他知道自己的脸现在有多招人认——新政诏书贴满州县，街头说书人都编了《陈大人三战崔尚书》的段子。但他不在乎这些虚名，他在乎的是，江南那边，有没有人已经收到风声。
出城十里，田地就开始荒着。不是没人种，是种了也没收成。稻茬枯在地里，东倒西歪，像被谁狠狠踩过一遍。远处几户人家屋顶塌了半边，门板用草绳绑着，风吹一下，晃一下。
“去年这里报了丰产。”秦五低声道。
陈砚舟没答话，手指在马鞍上敲了三下，节奏很稳。他在心里默数：永昌六年，江南大旱，七府欠收，朝廷免赋一年。可眼下才三月，地里已经见不到活土，百姓脸上泛黄，走路拖沓——这不是一年的事，是三年积弊。
他们中途在镇上歇脚，茶棚破旧，老板是个老头，端茶时手抖，洒了一桌。陈砚舟没计较，反问：“今年收成咋样？”
老头愣住，抬头看他一眼，又飞快低下头：“不好说……不好说。”
“怎么不好说？”秦五接了一句，“种了地，还能没收？”
老头苦笑：“税都交到三年后了，哪还有余粮存着？上个月，冯知府下令加征‘河工捐’，说是修堤，可谁见过一车石料运过去？”
陈砚舟眼神微动。
“冯知府？”他问，“可是冯炌？”
老头点头，声音压下去：“就是他。五十大寿要到了，城里张灯结彩，酒楼包了七日堂会，连戏班子都是从京城请来的。听说光是贺礼清单，就写了三天三夜。”
秦五冷笑：“百姓吃糠咽菜，他办七日宴？”
老头摆手：“小声些！这街上耳目多得很，前两天还有人因为说了句‘寿宴太奢’，当晚就被衙役带走了，第二天人出来了，嘴却闭上了——舌头没了。”
陈砚舟沉默片刻，掏出几枚铜钱放在桌上：“谢谢这碗茶。”
老头慌忙去推：“不敢收！不敢收！您这等人……”
“我不是官。”陈砚舟打断他，“我只是个过路人。”
可他知道，这话骗不了人。他眉心那道疤，早就在民间传开了——榜眼郎，兵部尚书，新政第一人。走到哪儿，都有人偷偷看。
他们重新上马，一路向南。天色渐暗时，终于望见江南城楼。
城墙倒是高，可墙皮剥落，砖缝里长着野草。城门口盘查比京城严得多，每辆进城的车都要开箱，挑夫背的箩筐也要翻。一个老农只因袋子里多了两把米，就被抽了十鞭，跪在地上哭都哭不出声。
陈砚舟勒住马，远远看着。
“要不要管？”秦五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