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演武坪上，林小满那队学生正跑着第五圈，脚步稳如钟摆，呼号声整齐划一。陈砚舟站在讲堂台阶上，目光扫过这群朝气蓬勃的学子，手中还捏着那份刚批完的《教官考核办法》，随后把纸折好塞进袖袋，转身进了屋。
半个时辰后，一队人马从屯骑营校场出发，往南走。三十个学员，清一色粗布短打，背囊里装着干粮、地图和记录册，腰间别着兵部火印文书。陈砚舟骑在马上，青衫换回了官服，但领口还是松着两颗扣子，风吹进来，脖子发凉。
这是第一批“民务协理队”，名义是实地兵政实习，实话讲，就是去试试水——军队能不能走出营门，走进田埂。
第一站是京畿三县里的清河县。县令姓王，五十来岁，瘦脸窄额，见军马来，迎到城外五里亭，脸上笑得勉强：“尚书大人亲至，下官惶恐。”
陈砚舟跳下马，拱手：“不是巡查，也不是督政，是来搭把手。”他把文书递过去，“这三十人，都是学堂高年级的，缺实战经验。修渠、筑路、防灾，算他们的课业。”
王县令接过文书，扫了一眼，眉头动了动：“可……祖制有言，兵不过境，军不涉政啊。”
“他们不是兵，是学生。”陈砚舟说，“再说了，哪条律法写着‘百姓遭灾，当兵的不能扛包’？”
王县令没接话，只请人入城。
当天下午，陈砚舟带人在县城外转了一圈。清河堤年久失修，雨季一来就渗水，前年塌过一段，淹了三百亩稻田。今年春汛虽过，但地基松软，裂缝明显。他蹲在坝边抓了把泥，捏了捏，对身边学员说：“回去画个加固图，明早报县衙。”
晚上，县衙设宴。酒过三巡，王县令借着几分醉意，又提起来：“尚书，您这心思是好的，可地方上的事，千头万绪。一个修堤，牵扯征役、用料、银钱，稍有差池，百姓骂的是我这个父母官。”
陈砚舟喝了口茶，没碰酒：“三条规矩：不扰民宅，不占粮仓，不代政令。我们只出力，不出头。您点头，我们就干；您摇头，立马走人。”
王县令盯着他看了半晌，终于点头：“那就……先看看吧。”
第二天一早，学员们分成三组。一组测绘堤线，一组走访沿岸农户，记下各家田亩位置、受灾次数；第三组动手清理排水沟，顺手帮几户漏雨的人家翻了屋顶。陈砚舟自己去了乡老祠堂，搬了张板凳坐下，听几个老头唠叨：“往年上报修堤，工部批文半年下不来，等到了，木料都烂在库房里。”
“这次不等工部。”他说，“学堂自己筹料。砖石不够，拆旧窑取；木头不够，伐枯树补。账目每日贴村口，谁都能看。”
有个白胡子老头眯着眼问：“那你这算不算越权？”
“算。”他答得干脆，“可总得有人先踩这一脚。不然等下去，堤塌了，人埋了，权还在纸上。”
老头愣了愣，忽然笑了：“你这官，跟别的不一样。”
第三天，暴雨突至。
消息是清河下游的塘报送来的：上游山洪暴发，主堤多处渗漏，已有溃口风险。县里组织民夫抢修，人手不够，沙包也没多少。
陈砚舟正在查看测绘图，听到消息，直接下令：“全体集合，目标清河主堤，急行军！”
三十人立刻整队，背起工具包就走。他骑马走在前头，雨点砸在脸上生疼。赶到现场时，天已黑透，堤上举着几盏油灯，人影晃动，喊声混着雨声乱成一片。
他跳下马，踩进泥水里，二话不说扛起一袋沙土就往缺口走。学员们紧随其后，排成长队传包。有村民看见穿官服的带头干，也红了眼，拖家带口全上了堤。
“沙包不够！”有人喊。
“用麻袋！”陈砚舟吼回去，“兵部战备库里有五百麻袋，调！就说‘应急出库’，事后补文！”
有人迟疑：“没有兵部批令，库官不敢开。”
“我现在就是兵部！”他抹了把脸上的雨水，“写条子，盖火印，责任我担！”
条子送出去，半个时辰后，车队到了。麻袋、木桩、铁丝全拉来了。学员们按军事编组分工，十人一组，两人打桩，三人运料，五人填包。陈砚舟亲自指挥，在最危险的塌陷段插下标记旗，定出加固顺序。
雨下了整整一夜。
天亮时，主堤保住了。虽然还有几处渗水，但大势已稳。民夫们瘫坐在泥地里喘气，学员们互相靠着打盹。陈砚舟站在堤顶，浑身湿透，青衫黏在身上，冷得发僵。他掏出怀里的记录本，翻开一页，写下：“清河堤抢险，用料明细如下：麻袋四百八十七，木桩六十三根，人工约一千二百工日。建议纳入地方防灾预案。”
有个老农端了碗姜汤过来，递给他：“喝一口吧，当官的。”
他接过，一饮而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