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刚蒙蒙亮，县衙后院的灯笼还没摘，风把纸罩吹得扑棱作响。陈砚舟坐在桌前，笔尖悬在纸上，墨滴了三下才落成字。
“查无实据，暂无进展。”
他写完这八个字，手腕顿了顿，又补了一句：“恐扰民心，拟暂停走访。”
折子用的是普通黄竹纸，没盖官印，也没署急件，就那么随意卷起，塞进一个旧布套里。他知道，今天一早差役就会把它送到府台案头——然后传到某些人耳朵里。
戏，得演真点。
他把笔搁下，手指在眉骨上按了按。昨晚那场雾散了，可心里的堵没散。李瘸子家的竹筐还摆在屋角，焦木片用油纸包着，像块烫手的炭。他知道那黑衣人不是来吓他的，是来告诉他：你走的每一步，我们都看着。
那就别走明路了。
门吱呀一声推开，周慎拎着个粗布包袱进来，鞋底沾着泥，裤脚卷到小腿肚，一看就是从城南讲学所一路走来的。他把包袱往桌上一放，啪地扬起一层灰。
“给你带了点‘闲书’。”他嗓门不大，但语气硬，“工部去年发下来的《治河通例》，还有两本地方志的抄本，都是公开刊行的，没人能说闲话。”
陈砚舟抬头看了他一眼：“你胆子不小。”
“我一个民间教书的，怕啥？”周慎冷笑，“我又不当官，不领俸，不站队。我就问一句：账，能不能说话？”
“能。”陈砚舟起身，走到墙边取下那张河道图，铺在桌上压平，“人可以闭嘴，火可以烧东西，可银子进出，得留痕。他们改得了名册，改不了总数；删得了名字，删不掉数目对不上。”
周慎凑近看了一眼，眉头立刻皱起来：“这图是谁画的？线条乱七八糟，标个‘溃口’连尺寸都没有？”
“县衙老书吏。”陈砚舟淡淡道，“干了一辈子，快退休了，画成这样也不奇怪。”
“怪。”周慎指着一处，“你看这儿，堤面宽度标注是八尺，可按上游采石场的出料记录，当年修这段用了三百二十七方青石，怎么算都该有丈二宽。少了四尺，去哪儿了？”
陈砚舟没答，只从抽屉里抽出一本薄册子，翻到一页递过去。
那是他昨夜默写的几条数据：永昌十二年，工部拨款三千五百两修北岸堤防；地方回执称“全数入库”；民夫领粮名册上登记用工四百三十六人，工期二十日。
周慎扫了一眼，脸色变了：“不对。按标准口粮，四百多人吃二十天，至少得耗米三百石。可仓廪记录只出了八十石。剩下的呢？”
“要么人没来，要么米没发。”陈砚舟指了指“芦苇司”三个字，“我盯它很久了。这个机构不在常设编制里，专为‘堤防加固采材’而设，每年春秋两季申领经费，报的都是临时雇工。可问题是——”他翻开另一份抄录，“过去五年，它报的人数比实际河工多出六成，用的却是同一支队伍。”
周慎吸了口气：“空饷。”
“不止。”陈砚舟把几张纸摊开，“我用你上次讲学时说的‘三对照法’试了试：工部拨款底册、地方入库账、民夫领粮单。三年下来，每年都有约八成的款项，进了账，却没落地。”
“百分之八？”周慎声音沉了，“这数不大不小，大到能养一批人，小到不容易被查。高啊，这不是贪，是系统性截流。”
屋里静了一会儿。窗外传来扫地声，是杂役在清院子。
周慎忽然问：“你打算怎么查下去？直接调档案？你前脚进库房，他们后脚就能换本子。”
“我不去。”陈砚舟摇头，“现在去，等于告诉他们：我们换方向了。得让他们以为，咱们真的歇了。”
“那你指望谁去查？鬼帮你翻账？”
“不是鬼。”陈砚舟望着窗外，“是老人。”
他说的老人，是前任账房先生，姓吴，七十多了，三年前告老还乡，住城西柳树巷，离河不远。
中午过后，陈砚舟换了身青布长衫，没戴官帽，拎了个小布包出门。周慎本想跟着，被他拦住了。
“你去了不像学者，像探子。”陈砚舟说，“我自己去。”
柳树巷窄，两边土墙斑驳，屋顶上晾着渔网和碎布。吴老头的屋子在巷尾，门板裂了缝，檐下挂着几串干鱼。陈砚舟敲了三下，里面传出咳嗽声，接着是拖鞋蹭地的动静。
门开了一条缝，露出一张枯瘦的脸，眼皮耷拉着，眼神浑浊。
“您是？”老头声音哑。
“晚生陈砚舟，江南人，现居本地，修史为业。”他拱手，“听闻老先生曾任县衙主簿，掌管钱粮旧档多年，特来请教。”
老头眯眼打量他：“修史？修什么史？”
“地方灾异志。”陈砚舟从布包里取出一本装订粗糙的册子，封皮写着《永昌灾录·初稿》，“我想把这些年水旱蝗疫的实情记下来，不敢写正史，只求存一份信史，留给后人看。”
老头没接，只盯着那本书看了会儿，才问：“你找我，到底想问什么？”
“想借阅一些未录入正档的旧记录。”陈砚舟语气平，“比如当年办事员随手记的工段流水、物料损耗、临时增派的名单。这些不在上报账里，可最真实。”
老头沉默了很久，最后叹了口气：“进来吧。”
屋里昏暗，桌上堆着药罐和旧账本。他颤巍巍从床底下拖出一只樟木箱，打开后取出一叠泛黄的纸。
“这些都是草签备忘录。”他声音低，“当年我们办事，先记一手，再誊正。这些没盖印，不算数，可……是真的。”
陈砚舟接过，一页页翻看。字迹潦草，但内容清晰：某月某日，芦苇司领青石三十方，用于“堤基加固”；同日，采割队报损船只一艘；三日后，又有“紧急采购糯米五百斤，用于浆石”。
他手指一顿。
糯米？浆石？
糯米混石灰，是古法砌堤的黏合剂，但用量极小。五百斤，够糊十座桥了。
他继续往下翻。永昌十三年春，芦苇司再次申领糯米四百斤，理由是“修补东段残堤”。可那一年，东段根本没动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