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记录……”他抬头，“他们收走了吗？”
“正式账本都交上去了。”老头摇头，“这种草纸，没人要，我就留下了。可两年前，有人来问过我，说‘旧档该销毁了’，让我交出去。我没给。”
“为什么？”
“因为我识字。”老头苦笑，“我知道，有些事，纸比人活得久。”
陈砚舟把那叠纸轻轻放在桌上，从袖中取出笔墨，开始抄录。他抄得很慢，一笔一画，像是在刻碑。老头坐在旁边，不说话，只是偶尔咳两声。
抄到一半，他发现一条记录：永昌十二年秋，芦苇司雇船八艘，运料至南岸三村。但同期的工部勘测记录显示，南岸并未列入修缮范围。
更奇怪的是，那八艘船，登记的船主名字全是“王五”“李七”“赵八”——明显是假名。
他心里咯噔一下。
孙家洼、刘家洼、李瘸子……这些地名，这些人名，全都绕不开一个“洼”字。
而南岸三村，正是三十年前那次“半夜涨水”淹掉的地方。
他放下笔，低声问：“老先生，三十年前那次大水，您在任吗？”
老头身体微微一震，好一会儿才点头：“在。那天夜里，水来得邪乎。上游没下雨，下游却猛涨。等我们赶到，堤已经塌了半里。后来说是‘暴雨致溃’，可我守了二十年河，没见过不下雨还能溃堤的。”
“后来呢？”
“后来……”老头声音更低，“工部来了人，说是验收修复工程，连夜运石头填缺口。可那些石头，是从下游捞的，根本不是新料。而且，填完之后，第二年就在那片滩涂上设了‘芦苇司’，说是要种芦苇固堤。”
陈砚舟没再问。
他知道，他已经摸到了线头。
只是这根线，牵得太深。
他把抄好的纸收进布包，起身道谢。老头没留他，只说了一句：“年轻人，有些账，记下来就好。别非得当面算。”
走出巷子时，太阳已经偏西。风吹在脸上，带着河腥味。
他没回县衙，而是拐进了城南一条僻静的巷子，敲开了周慎租住的小屋门。
“找到了。”他把布包放在桌上，抽出那几张抄录，“草签记录里，有三次糯米异常采购，总额一千二百斤。按标准用量，十年都用不完。而且，三次都是芦苇司经手。”
周慎快速扫了一遍，眼睛亮了：“虚报物料！他们打着修堤的旗号，实际上在囤积建材！”
“还不止。”陈砚舟指着南岸三村的运料记录，“八艘船，假名登记，目的地是三十年前被淹的村子。时间点，正好是每次大水之后。”
“你是说……”周慎声音压低，“他们故意放水，淹地，逼人迁走，然后占滩涂，设机构，搞工程？”
“我不知道是不是故意。”陈砚舟坐下，揉了揉太阳穴，“但我现在知道，他们怕的不是人证开口，是这些纸说话。”
“那接下来呢？”周慎问，“你打算怎么办？”
“等。”陈砚舟看着窗外渐暗的天色，“等他们以为我们真的撤了。等他们放松警惕。等某个晚上，没人注意的时候，我去趟县衙库房。”
“你疯了？”周慎瞪眼，“那是机密档案，私闯是重罪！”
“我知道。”陈砚舟平静道，“可我现在不能动他们的人，不能碰他们的嘴，也不能公开查账。那就只剩一条路——偷偷看，悄悄记，等攒够了，一口气甩出来。”
周慎盯着他看了很久，忽然笑了：“你们当官的，嘴上说着依法依规，背地里也敢当梁上君子。”
“我不是君子。”陈砚舟低头整理纸页，“我是被逼的。”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外头传来打更声，一下，一下，敲在夜里。
“你觉得，”周慎忽然问，“这背后是谁？”
“我不知道。”陈砚舟摇头，“但现在每一条线，都指向一个事实：有人在系统性地利用灾情牟利。而且，他们早就准备好了——每次水来，他们都知道怎么分赃。”
“那我们就从账上撕开一道口子。”周慎把那几张纸重新整好，“我认识几个老账房，以前在州府干过，对数字敏感。要不要拉他们一起看？”
“不行。”陈砚舟立刻拒绝，“人越多，越容易漏风。现在只有你知道，就不能再有第三个。”
“那你打算一个人查？”
“不是一个人。”陈砚舟抬头，“是你和我。但我们得像影子一样，不出声，不留痕。”
周慎咧嘴一笑：“行，那我就当你请了个免费师爷。”
陈砚舟没笑。他把所有纸页按顺序叠好，用麻绳捆紧，放进包袱最底层。然后从桌上拿起笔，在本子上写下一行新记：
“草签备忘录确认：芦苇司三年内虚报糯米采购一千二百斤，运料船登记造假，目的地为南岸三村。疑与三十年前水患有关。拟夜间潜入县衙档案库，调阅永昌十二年至十五年工部治河卷宗及赈修账目副本，重点核查‘芦苇司’相关条目。”
写完，他合上本子，吹熄灯。
屋里黑了。
但他没睡。坐在那儿，听着外头的风，一下一下拍着窗纸。
他知道，明天开始，他要换一种身份，像探寻隐秘账目的账房先生，在无声无息中，揭开那些被尘封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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