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记录……”他抬头,“他们收走了吗?”
“正式账本都交上去了。”老头摇头,“这种草纸,没人要,我就留下了。可两年前,有人来问过我,说‘旧档该销毁了’,让我交出去。我没给。”
“为什么?”
“因为我识字。”老头苦笑,“我知道,有些事,纸比人活得久。”
陈砚舟把那叠纸轻轻放在桌上,从袖中取出笔墨,开始抄录。他抄得很慢,一笔一画,像是在刻碑。老头坐在旁边,不说话,只是偶尔咳两声。
抄到一半,他发现一条记录:永昌十二年秋,芦苇司雇船八艘,运料至南岸三村。但同期的工部勘测记录显示,南岸并未列入修缮范围。
更奇怪的是,那八艘船,登记的船主名字全是“王五”“李七”“赵八”——明显是假名。
他心里咯噔一下。
孙家洼、刘家洼、李瘸子……这些地名,这些人名,全都绕不开一个“洼”字。
而南岸三村,正是三十年前那次“半夜涨水”淹掉的地方。
他放下笔,低声问:“老先生,三十年前那次大水,您在任吗?”
老头身体微微一震,好一会儿才点头:“在。那天夜里,水来得邪乎。上游没下雨,下游却猛涨。等我们赶到,堤已经塌了半里。后来说是‘暴雨致溃’,可我守了二十年河,没见过不下雨还能溃堤的。”
“后来呢?”
“后来……”老头声音更低,“工部来了人,说是验收修复工程,连夜运石头填缺口。可那些石头,是从下游捞的,根本不是新料。而且,填完之后,第二年就在那片滩涂上设了‘芦苇司’,说是要种芦苇固堤。”
陈砚舟没再问。
他知道,他已经摸到了线头。
只是这根线,牵得太深。
他把抄好的纸收进布包,起身道谢。老头没留他,只说了一句:“年轻人,有些账,记下来就好。别非得当面算。”
走出巷子时,太阳已经偏西。风吹在脸上,带着河腥味。
他没回县衙,而是拐进了城南一条僻静的巷子,敲开了周慎租住的小屋门。
“找到了。”他把布包放在桌上,抽出那几张抄录,“草签记录里,有三次糯米异常采购,总额一千二百斤。按标准用量,十年都用不完。而且,三次都是芦苇司经手。”
周慎快速扫了一遍,眼睛亮了:“虚报物料!他们打着修堤的旗号,实际上在囤积建材!”
“还不止。”陈砚舟指着南岸三村的运料记录,“八艘船,假名登记,目的地是三十年前被淹的村子。时间点,正好是每次大水之后。”
“你是说……”周慎声音压低,“他们故意放水,淹地,逼人迁走,然后占滩涂,设机构,搞工程?”
“我不知道是不是故意。”陈砚舟坐下,揉了揉太阳穴,“但我现在知道,他们怕的不是人证开口,是这些纸说话。”
“那接下来呢?”周慎问,“你打算怎么办?”
“等。”陈砚舟看着窗外渐暗的天色,“等他们以为我们真的撤了。等他们放松警惕。等某个晚上,没人注意的时候,我去趟县衙库房。”
“你疯了?”周慎瞪眼,“那是机密档案,私闯是重罪!”
“我知道。”陈砚舟平静道,“可我现在不能动他们的人,不能碰他们的嘴,也不能公开查账。那就只剩一条路——偷偷看,悄悄记,等攒够了,一口气甩出来。”
周慎盯着他看了很久,忽然笑了:“你们当官的,嘴上说着依法依规,背地里也敢当梁上君子。”
“我不是君子。”陈砚舟低头整理纸页,“我是被逼的。”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外头传来打更声,一下,一下,敲在夜里。
“你觉得,”周慎忽然问,“这背后是谁?”
“我不知道。”陈砚舟摇头,“但现在每一条线,都指向一个事实:有人在系统性地利用灾情牟利。而且,他们早就准备好了——每次水来,他们都知道怎么分赃。”
“那我们就从账上撕开一道口子。”周慎把那几张纸重新整好,“我认识几个老账房,以前在州府干过,对数字敏感。要不要拉他们一起看?”
“不行。”陈砚舟立刻拒绝,“人越多,越容易漏风。现在只有你知道,就不能再有第三个。”
“那你打算一个人查?”
“不是一个人。”陈砚舟抬头,“是你和我。但我们得像影子一样,不出声,不留痕。”
周慎咧嘴一笑:“行,那我就当你请了个免费师爷。”
陈砚舟没笑。他把所有纸页按顺序叠好,用麻绳捆紧,放进包袱最底层。然后从桌上拿起笔,在本子上写下一行新记:
“草签备忘录确认:芦苇司三年内虚报糯米采购一千二百斤,运料船登记造假,目的地为南岸三村。疑与三十年前水患有关。拟夜间潜入县衙档案库,调阅永昌十二年至十五年工部治河卷宗及赈修账目副本,重点核查‘芦苇司’相关条目。”
写完,他合上本子,吹熄灯。
屋里黑了。
但他没睡。坐在那儿,听着外头的风,一下一下拍着窗纸。
他知道,明天开始,他要换一种身份,像探寻隐秘账目的账房先生,在无声无息中,揭开那些被尘封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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