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十六年九月十九，辰时三刻，大周朝会准时开衙。铜壶滴漏声里，百官鱼贯而入，袍角扫过青砖，脚步轻得像怕惊了殿上那尊鎏金香炉里的沉烟。陈砚舟站在文官第三列靠后的位置，依旧是那身半旧青衫，外罩一件薄薄的翰林编修补服，扣子没系严，露出底下洗得发白的中衣领子。
他左手袖袋里，捏着三样东西：一份上游雨档副本，一张残木断面拓片，还有一张从河工旧册里抄出的桩基记录。纸页边缘已被掌心汗浸得微微发软。
今日议程本是秋粮入库与边镇军饷拨付，没人想到会有人掀盖子。直到通政司念到“江南灾异稽查复奏”这一条，陈砚舟才往前跨了半步，声音不高不低：“臣有本启奏。”
殿上静了一瞬。几个老尚书抬眼瞥来，眼神里带着点“你又来挑刺”的不耐。前两日他还递了份折子，说要重审永昌十二年黄河溃堤案，被批“事已远，无须再究”。可现在人站出来了，皇帝没拦，谁也不好当场喝退。
“讲。”御座上传来一句。
陈砚舟没急着说话。他从袖中抽出第一张纸，交给殿前执事太监。太监捧着走到长案前展开——是工部留存的上游三日雨情记录，红印戳得整整齐齐：永昌十二年九月十七至十九，晴，无雨，风向北转东。
“三天没下雨。”陈砚舟开口，“可就在十九夜子时，南岸三村段堤突然崩塌，水位一夜暴涨八尺。诸位大人，水从哪来？天上没落，地下没涌，难道是河神打了个喷嚏？”
底下有人轻咳，有人低头看鞋尖。一个户部郎中想插话，刚张嘴就被同僚扯了袖子。
陈砚舟又取出第二件物证：一块用油纸包着的木片。太监接过，放在托盘里呈上长案。那木头焦黑一片，断口倾斜，明显是高温灼烧后再受力断裂的痕迹。
“这是从溃口底部挖出来的承重桩残段。”他说，“原本应深埋堤基，护土固岸。但它不是泡烂的，也不是撞断的，是被人从内部烧毁一半，再用镐凿松外层，轻轻一推，整段就塌了。”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殿中几人：“这种手法，叫‘火断桩’。懂行的人才使得出来。不懂的，以为是年久失修；懂的，就知道这是杀人不见血的局。”
没人接话。但已有几位都察院的御史站起身，绕过屏风走到长案前，俯身细看那块木头。有人伸手摸了摸断面，指尖蹭下一点炭灰。
第三件东西是一张誊抄的河工名册节录。上面清楚写着：南岸三村段堤，原设主桩七根，直径皆在八寸以上，深埋丈二，辅以石笼铁索加固。灾后勘验报告却称“仅余两根完好，其余或朽或断”，未提火烧痕迹。
“七根桩，剩两根。”陈砚舟声音还是平的，“剩下那五根去哪了？说是烂了，可捞上来的残木没有一处是虫蛀水蚀的纹路。全是焦痕，一道压一道。”
他不再多言，只拱手：“臣所呈三物，皆出自工部、河道司与地方存档，非伪造，非杜撰。若有半句虚言，我愿当场自请下狱，永不叙用。”
说完，他退后一步，垂手立于阶下。
起初没人动。接着，大理寺少卿率先走向长案，拿起那份雨档反复比对日期。兵部一位侍郎也凑过去看木片，还掏出随身小刀刮了刮炭层。越来越多的人围上去，低声议论像潮水一样漫开。
“这木头……确实是火燎过的。”
“雨档没错，当年我经手归档的。”
“七根桩只剩两根？我记得上报的时候写的是‘多根断裂’，怎么就没提火烧？”
有人开始翻自己带来的笔记，有人交头接耳，脸色变了。
陈砚舟站在原地，没再说话。他知道，有些话不用他说完。证据摆在这儿，看得懂的人自然懂。看不懂的，是你不想懂。
就在这时候，一个穿紫袍的官员忽然冷笑一声：“陈编修说得热闹，可这些只是物证。谁下令凿堤？谁点的火？有没有人证？若只是些木头纸片，就想定一桩纵水大罪，岂非儿戏？”